对当时宣传的建设一个人道主义的和热爱和平的社会与现实的矛盾，我怎么竟然会丝毫没有察觉？我想那是因为我在苏联成长的经历使我成了半个俄国人，感情上同情俄国人渴望对无恶不作的德国复仇的愿望。我以为，局势恢复平静后，报复情绪会逐渐消失，从而在德俄之间建立一种谁也不谋求压倒对方的新关系。
回到德国后没几天，乌布利希-一接见了我们，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各自在苏联占领区内的工作职责。我被分配到柏林广播电台当编辑。广播电台设在英国占领区内的一栋大楼里，这里曾是戈培尔主持的帝国广播电台所在地，现在掌握在苏联人手里。开始我不想听从乌布利希的分配，因为我是学工程学出身，对宣传鼓动那一套所知甚少，虽然小时候在抵抗纳粹运动中曾接触过宣传工作。我问乌布利希，什么时候能让我回莫斯科完成航空工程学的学业。他不客气地说：“让你干啥就干啥。现在不是考虑造飞机的时候。”刚开始时心里一点儿没底儿，干起来后却发现对外采访和撰写外事评论其实极有意思（我的笔名是迈克尔·托姆斯）。我们的广播电台位于远离苏占区的英占区，因而成了刚刚揭开帷幕的冷战中的一个前哨阵地。远离位于东柏林的党的总部意味着我们可以相对独立地工作。不错，我手上是有一份乌布利希在莫斯科时写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小册子，里面强调了共同反对法西斯的任务。可当初除了这本小册子外，我再无其他的政治文件。
我经常见到乌布利希。在我主持的一个叫“民主论坛”的节目里，乌布利希代表统一社会党（实际上是共产党，1946年在苏占区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讲了话。他尖厉的嗓音和浓重的萨克森口音严重地影响了播音效果。我当时完全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建议乌布利希以后让播音员替他念稿，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练练发音。他听后，脸上一红，面露不悦。我初出茅庐就犯如此大错，以后居然能在东德平步青云，实在出人意料。为了把节目办得更活泼引人，我们开设了听众问答专题，回答听众对当时一些忌讳问题的提问。比如，苏联关押的几十万德军战俘的命运如何？对纳粹下级官员是如何处理的？沿奥德一尼河划分的缩短了的德国新边界是怎么回事？奇怪的是，电台里负责监审节目的苏联军官并未禁止这类话题。麻烦的倒是如何对付他们要求没完没了地播放枯燥无味的讲话的指示。其中一篇是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的一次冗长的发言。 这次讲话成为莫斯科与西方盟国关系恶化的先兆。由于这类乏味的节目，许多听众改听美占区内新成立的美战区广播电台。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止于此。比如，不能如实报道德国老百姓与苏联占领军之间的关系，或苏联红军在进军柏林途中肆意的强奸和抢掠。对战败的德国人的野蛮报复行为在德国，尤其在东普鲁土地区已属公开的秘密。我们和所有德国人一样为此感到震惊！我们觉得，德苏两国人民之间实现和解的惟一办法就是揭露所有战争罪行。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我们的想法大为光火，因为苏联红军中一些官兵的恶劣行为已使我们更难赢得民众的支持。我们只能把这些想法咽进肚子里。一些较有涵养的苏联军官私下也说，根本就不该容许这类暴行发生。纳粹曾用“俄国人”这个词煽动起原始的民族仇恨，如今，许多老百姓一听到这三个字又一次浑身发抖。
身为德国共产党人，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对这类暴行提出抗议。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德国入侵苏联时曾经大肆烧杀抢掠。作为一个德国人，对红军后来在德国的暴行进行谴责就似乎有点理不直气不壮了。况且，我们当中一些人当年被迫逃离希特勒魔爪下的德国。他们对甘当第三帝国走狗的本国同胞仍不无憎恨。第二，意识形态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有人曾问我，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成熟青年怎么会对周围发生的大量不快事件熟视无睹。事实上，当时我只是好奇地听人们议论这类暴行，一耳进一耳出，并未真往心里去。在战后复仇和猜疑盛行的混乱时期，不法行为比比皆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是确保纳粹主义在德国永远不再死灰复燃。实际上，绝大多数听众来信最关心的也是肃清纳粹流毒，而不是在这一过程有人可能会受到伤害。
苏联占领军大规模逮捕前纳粹分子以及形形色色反斯大林分子时，数千名反纳粹的社会民主党人也被一网打尽。不无讽刺的是，其中有些人被送去劳改的地方不久前还是纳粹的集中营。我们对此所知甚少，听到一些也以为是西方的恶意宣传。例如，西柏林社会民主党的《电讯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说，一个代号叫K－5的警察机构在我住的那栋楼的地下室里审问并拷打犯人。对此，我矢口否认并指责该报不仅捏造拷打的事实，而且还杜撰出一个所谓K－5的机构。调到国家安全部后我才知道，确实有K－5这么一个机构，而且他们一直在那间地下室拷打犯人。
在我的一生中，对类似事件我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大而化小，要么为之辩解。这里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我的思维方式是在反法西斯过程中形成的。我们当时认为，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能用的手段。以后，听了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我的思想才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化。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内披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消息很快传遍全世界。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毫不怀疑，我们共产党人站在社会进步和正义事业的一边。基于这一信念，我们原谅了大清洗年代在莫斯科举行的装模作样的公审。今天，由于冷战初期形势的需要，我们也将对迫害躲过纳粹魔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视而不见。对个别人的案子，我曾尽力帮过忙。但这种事例极少。也许我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不受某些道德规范的约束。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坚信，共产党的这部国家机器永远也不会把枪口转向我--她的孩子。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父亲也一样。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活下来的原因之一。1945年，父亲甚至还写信给斯大林，抱怨说上面因为他是犹太人，不允许他回德国。当斯大林晚年臭名昭著的“医生阴谋案”又一次引发了苏联国内的反犹浪潮时，我和父亲均未受到触动。无论是战前生命安全完全得不到保证的年代里，还是战后的混乱时期，我都觉得不该妨碍正在同邪恶做斗争的我们这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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