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的外交生涯中，像这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历并不多。一次，使馆内部为庆祝东德成立两周年筹备招待会时起了争执。争执的焦点不是中苏同盟的破裂或是一个叛逆的共产党国家，而是穿什么的问题。大使说该穿燕尾服，以示庄重。而我们这些年轻外交官没有燕尾服，要求允许穿西装。最后达成妥协，穿正式西装，系黑领结。当时，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都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大多把黑领结看做是资产阶级的服饰，拒绝佩戴。虽然我们日后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成了有名的俯首帖耳的附庸国，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初仍然明显地带有其前身普鲁士一丝不苟的遗风。结果那天晚上除我们几个人之外，只有侍者穿得这样正式。我们简直狼狈极了。当俄罗斯东正教的大主教克鲁季茨基起身告辞时，我彬彬有礼地陪他走到衣帽间。他的手在宽大的披风里摸索了好一会儿，掏出三个卢布，很严肃地交到我手里，算是小费。
1951年8月，我接到紧急指示，要我返回东柏林向阿克曼述职。阿克曼的真名叫哈尼施，是东德的外交部长，也是政治局里屈指可数的战略家。早上，他在外交部接见了我。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之后，让我在当天午饭后再去中央委员会大楼的某个房间报到。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下午到了那儿，看到还是那位阿克曼同志，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这一回，他是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见我。之所以有这种奇怪的安排是因为阿克曼一向强调保密，并主张党政机关分开。其实党政机关是一家。
阿克曼奉命组建一个政治情报机构。上面已确定调我到这个机构工作，担负起使“年轻的祖国耳聪目明”的重任。说得更露骨点，我将成为一个间谍。又是一道命令。和往常一样，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甚至没想过这次调动对我的一生会有什么影响。当年党送我上共产国际学校，又派我去莫斯科和柏林广播电台工作。还是党，派我去莫斯科干外交。如果党认为我适于做情报工作，我绝无二话。党的领导人信任我才派我参加秘密工作，我因此而感到自豪。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的西方人士感到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这种不讲价钱的纪律性。然而，不理解党对我们的绝对支配权力，不理解党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的道路，就根本无法理解，更不用说评价我们的一生了。
1951年8月16日，我到新成立的“经济研究所”走马上任。办公大楼外面挂上这块牌子是为了掩护里面的东德刚刚诞生的情报机构。上班伊始，施塔尔曼就带我坐他的八缸的塔特拉牌轿车转了一圈儿。这种型号的轿车在当时十分扎眼。负责创建东德情报组织的施塔尔曼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也是一位令我尊崇的长者。他的真名叫伊尔纳。由于长期在共产党内从事秘密工作，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妻子都用他的化名称呼他，结果倒成了真名似的。他是德国共产党内1918年入党的老党员，1923年当选为德共“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所有老一辈革命家一样，他绝少谈及过去。不过，他倒是跟我聊起过他在苏联、英国、中国、西班牙、法国、瑞典和美国执行任务时的佚闻趣事。西班牙内战时，他几乎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人称“游击队员理查德”。他还是被纳粹指控纵火焚烧德国国会大厦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的密友。盖世太保前来逮捕季米特洛夫时，他正在季的家中。面对粗暴的逮捕和审问，他俩始终沉着应对，毫不畏惧。季米特洛夫以后称施塔尔曼是“马厩里最好的一匹马”。由于他的这种老资历，新的东德领导人十分尊重他的意见。他同他们所有人都十分熟悉。每当组建工作遇到障碍时，他就直接去奥托·格罗提提总理家找他面谈，问题立即迎刃而解。
通常遇到的问题不外乎是钱和经费的来源。早期我们现金奇缺，捉襟见肘。通过官方渠道申请外汇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拿到。偶尔施塔尔曼登门找到财政部长，回来时他那破旧不堪的公文箱里塞满了崭新的钞票。捷克斯洛伐克体谅我们的困难，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赠送了24辆塔特拉牌小汽车后，施塔尔曼不知用什么法子为我们这个人数不多的部门搞到了其中的12辆。别看我们办公条件寒酸，出门坐的车却很气派。施塔尔曼懂得，这玩意儿有助于提高我们情报机构在政府中的地位。处处省钱反倒会引起消减预算的人的注意。我们的首次会议是在柏林东南郊的博恩施多夫召开的。谁也记不得这次开会的日期，也没有保留会议记录。以后我们把1951年9月1日定为东德情报部门的诞生日。此后不久，我们搬到了东柏林潘科夫区从前的一所学校里，距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很近。这一迹象表明，我们已变得不可缺少。
起初，我们只有八个人，外加四名苏联顾问，包括一名人民内务委员会的高级军官，叫“格劳尔同志”。格劳尔曾作为一名情报军官在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工作过，经验极其丰富。我们常围着他席地而坐，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过去的经历：如何挖出鼹鼠，如何打入敌人内部以及一些特工人员的英勇事迹。从他那儿，我们学会了如何搭起一个情报机构的架子，如何分工，如果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等。没想到他以后的结局很惨。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起来。这恐怕是特工这行的职业病，同时也与当时斯大林时期苏联国内的政治气候有关。他和东德情报局的局长阿克曼成了冤家。格劳尔怀疑阿克曼是间谍。后来，苏联不得不把他调回莫斯科。苏联情报机构的朋友不无尴尬地告诉我，格劳尔其实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患有急性妄想狂症。当年，凭着高度的警惕性，他成为一个出色的情报军官。今天，他却沦为这种警惕性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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