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把领导东德情报机构的工作看做是冷战期间担负的一项特殊使命。为鼓舞年轻部下，我曾仿照一首苏联歌曲谱写过一首歌，其中把他们的工作比做“看不见的战线”。这决不是夸大其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年里，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与纠集在一起反对我们的资本主义势力处于交战状态。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柏林。这里，两种制度在漫长的战后岁月里径渭分明，水火不容。双方的战略学家和政治家均认为，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它最有可能在柏林打响。然而，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坍塌以及东德对世界敞开大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家顷刻间土崩瓦解。我为之服务一生的国家轰然坍记。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政治生涯会是这样的结局。柏林墙倒塌的前4年，我对周围的官僚机构的僵化深感失望，辞去了情报局的工作，转而从事写作。在重病缠身的昂纳克的僵化领导下，我觉得根本不可能从内部推行改革。然而东德局势的急转直下同样令我感到措手不及。末日终于降临时，许多人痛苦万分，向我倾诉内心的酸楚。 新闻媒介、政客和法院宣称曾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柱之一的东德安全机构的成员是头号人民公敌。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所难免。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一个垮掉的政权的公民重新正视历史的痛苦过程。
1990年1月15日，愤怒的人群冲进位于诺曼大街上的国家安全部总部，发现了大量通过特务手段搜集到的有关本国公民的档案。
我知道任何改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已不复存在（我退休期间，曾有人把我看做是潜在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者）。我需要想办法暂时躲开这个发着高烧的国家。
我来到度过童年的莫斯科。这座城市曾庇护过从希特勒的魔掌下逃出来的我们一家。我对莫斯科始终怀有深厚感情。外界广泛流传有一个精心制定的应急计划，帮我逃脱。事实并非如此。我当时正在撰写关于1989年事件的回忆录。为此需要时间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它写完。而德国的统一很可能意味着我的被捕。东德垮台前不久，西德正式发出了对我的逮捕令，指控我犯有间谍和卖国罪。觊觎的鲨鱼正在我周围游弋。
同父异母的妹妹莱娜·西蒙诺娃安排我住在她的乡间别墅和位于莫斯科河边高级住宅区的公寓里。从30年代起，这里就住着莫斯科高级官员的家属们。每次走进这套公寓考究的大门，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在莫斯科我们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所怀有的美好理想。忆往昔，我和父母为逃离法西斯德国而来到莫斯科。今天，眺望着二月冰封的莫斯科河面，我再次有了一种安全感。冬天凛冽的空气使我的头脑格外清醒。我常常沿着阿尔巴特老区一带的狭窄小街久久漫步，回想一生。世事沧桑，风云变幻，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德国南方孩子在不谙世事的年龄里来到这里，在风华正茂时回到分裂的德国，再回来的时候已是一个领取退休金的老人。
我来莫斯科的另一个目的是想摸清，东德垮台后，我们昔日在克格勃和克里姆林宫的盟友想尽多大力量帮助我及我在情报部门的同事。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度日如年，而莫斯科的朋友们并没有热情地伸手拉我们一把。和我们一样，他们对事态的发展毫无精神准备。多少年来我们举杯共祝的所谓永恒的兄弟般的友谊，如今已名存实亡。往日架设的东柏林与莫斯科之间繁忙异常的电话热线，如今寂然无声，发出的任何音信都如石沉大海。等待我的是令人尴尬的沉寂。
很多过去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同事给我写信，诉说国家安全部侵犯公民权利的真相暴露之后，他们成了国人发泄愤怒的靶子，孤立无助。当遍布全国境内的监视机构曝光时，东德人民怒不可遏。我本人在情报总局内的工作从没有针对过1700万东德人民，而是针对觊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可我知道，这会儿没人会有兴致搞清楚斯塔思①下属各司局之间分工的细微差别（国家安全部被东德老百姓贬称为斯塔思，我们情报局是它的一个下属机构。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不会用这个词，我也避而不用）。我想知道，我们这些昔日苏联阵营中最出色的情报人员究竟能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抵达莫斯科后，我照例在位于莫斯科西南郊外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大楼内受到欢迎。这里是克格勃外国情报工作的心脏。外国情报局局长舍巴尔申和他手下的高级助手对我十分热情。我们的交情历经几十个春秋。他们拿出伏特加酒，关切得询问我在莫斯科的生活状况。然而我很快看出，受戈尔巴乔夫政权后期权力斗争的牵制，克格勃再也无法给予我们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由于我与东德情报机构的军官、特工和鼹鼠的命运属于政治上高度敏感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总统本人直接过问这件事。我获知，我同克里姆林宫的联系要通过费林。他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央委员，戈尔巴乔夫的外交事务顾问。我非常熟悉他在苏德关系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极受西德尊重的费林介入此事意味着我可能会带来政治麻烦。费林接手的这项工作相当棘手，既要照顾我的需要，又不能惹恼西德。
在我一生中，走投无路下投入俄罗斯母亲的怀抱已不是第一次了。但我并未像外界传言的那样，1986年离开外国情报局后一直与莫斯科的上层人士保持着正式的联系。克格勃在柏林的负责人，开始是瓦西里·舒米洛夫，后来是根纳季·季托夫，只跟米尔克打交道，避免与我接触。有人说，我和共产党内支持改革的汉斯·莫德罗密谋策划一场政变，把昂纳克赶下台。我曾警告过费林和莫斯科的几位其他同事，东德政权已摇摇欲坠。但我从来试图在昂纳克倒台之后对领导层施加影响，也没有得到这方面的协助。昂纳克的下台是政治局内一场政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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