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为时已晚。匈牙利人民已不满足这一点。抗议活动和流血事件持续不断。11月4日，苏军坦克返回布达佩斯。苏联人不停地通过我的紧急电话线翻来覆去地问我同一个问题：北约组织将如何反应？我心里并没有数。一方面，大量证据表明，北约正在秘密地针对苏联人备战。另一方面，根据潜伏人员提供的消息，西方似乎不打算动手，因为担心事态会升级。我心一横，回电给莫斯科：“北约不会干预。”
如果当初我判断错了的话，我这个局长十之八九要被撤职。这还是最轻的结果。可我说对了。纳吉于是成了苏联人的替罪羊。苏联人向躲在南斯拉夫使馆里的纳吉和其他匈牙利人保证不会审判他们，但却食了言。他们把纳吉从南斯拉夫使馆里绑架出来，带到罗马尼亚，经过闹剧般的秘密审讯后就地处决。苏联人的行径完全回到了斯大林最黑暗时代的做法。日后，匈牙利外国情报机构首脑劳伊瑙伊向我坦白说，他曾亲自参与对纳吉的审问，为此深感内疚。“米沙，这种事永远不应重演，”他说。
暴徒肆虐杀人的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场惨痛教训。虽然莫斯科的教条主义者借此事件暂时得以将改革者打为反革命分子，但对许多独立思考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次起义的原因却是扑朔迷离，从中得到的启示也很复杂。列宁时代的老问题不禁萦绕在我的脑际中：“我们难道要冒失去得之不易的江山的风险吗？为了谁的自由？自由的敌人又是谁？”
1956年3月，我们在国家安全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苏共二十大的意义。当时主持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仍是沃尔韦伯，他不像后来接替他的米尔克把会开得沉闷枯燥。对于米尔克来说，开会无非是对部下滔滔不绝训上个把小时的话，然后宣布散会。我在会上谈了自己的想法，欢迎苏联同事敢于正视过去那段历史，并表示，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疑虑之中。现在终于感到如释重负。米尔克听了我的发言后大惊失色。“我从来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他说，“我不知道沃尔夫同志是什么意思。”接下去他又说，据他所知，苏联国内根本没有什么镇压行为，还特别补充道，东德国内也没有任何这种行为。
当然，解冻对东德不可能没有影响。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有罪的88名东德犯人获释。还有700余名犯人提前获释。在党内，对阿克曼、达勒姆、詹德雷茨基和其他几位失势的（自1953年起）中央委员的整肃不了了之。各种改革方案突然从各级官员的卷宗里跳了出来。在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内，也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市场机制问题的讨论。这种做法若要成功，就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我曾参加了一个由不同行业的人组成的研究委员会。它的成员包括经济、金融、政治、军事和安全等方面的专家。虽然我对经济问题一向一知半解，但却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各位成员的发言。我思想上甚至开始倾向于接受扩大私有制的份额，并对言论自由与坚持党的教诲的官方理论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然而乌市利希继续捂住盖子。苏共二十大过去仅两个月，东德共产党政治局即表决通过一项决定，禁止再讨论过去的失误，以免给敌人提供攻击我们的炮弹。在诸如“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缺点”这类荒唐提法下，又一次重申了党内纪律。我和党内许多同志曾希望换换脑筋，现在又一次在威力无比的党纪下臣服。尽管如此，苏共二十大仍是迈向后来被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漫长历程中的第一步。这一弦线起于苏共二十大，止于1989年。我最终离开了情报局，摆脱了它对我思维的禁锢，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但在此之前，仍然还有一段坎坷的路要走。
1956爆发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使改革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赫鲁晓夫秘密讲话后，波兰工人举行了罢工，遭到波兰军队的血腥镇压。波兹南事件、匈牙利起义以及苏伊士运河危机又一次迫使我们从冷战的角度思考问题。当时的形势给我们的惟一启示是，当两个超级大国的盟国试图奉行独立的政策时，分别受到了惩罚。莫斯科教训了匈牙利。美国则敲了英国和法国一下。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我们当然清楚自己属于哪个范围。
我在想，倘若掌权的是我，做法上会不会略有不同，我希望是这样，但并不肯定。80年代初，我曾与安德罗波夫讨论过改革的问题。那次讨论的国家是波兰，而不是东德，但问题是一样的。我问这位开明的共产党人，为什么他在这些问题上影响如此之微。他回答说：“沃尔夫同志，不管谁当上总书记，你只有大约一年的时间影响他。不久，他的身边就会围上一群亲信。这些人吹捧他如何伟大，每一举措如何正确。到那时再想影响他就太晚了。”安德罗波夫还举了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例子。齐奥塞斯库早年似乎走了一条不同于莫斯科的路，但很快就堕落为暴君。
我耳边已经可以听到指责我的人嘲讽说，我用了整整20年时间才把内心想法化为行动。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对冷战的看法完全基于以下的认识：西方及其制度没有指出一条可行的路。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都不可能采取任何步骤推动我国或是华沙条约组织中的其他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哪怕想都不会想到这一步。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种种重大的缺陷，但同西方的制度相比，它仍然代表了一种潜在的更为优越的人类社会模式。每逢重大关头来临之际，我认为决不能放弃我们在欧洲的影响，虽然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做法越来越怀疑。1968年，我在日记中记下了下面一段反映我痛苦心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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