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暗想，先来胡萝卜，大棒在哪儿呢？我们不知喝了多少杯咖啡。我还不顾客人的反对吸了烟。他们显得很痛苦。最后，我的耐性终于磨没了。 “我说先生们，你们两位不辞辛苦，亲临寒舍，不是只为了恭维我吧？你们肯定对我有所求。”
他们两人咧嘴笑了，为我的点破窗纸而如释重负。哈撒韦开口说：
“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不过，假如你想助我们一臂之力的话，可以找我。没人会知道。作出这样的安排对我们不成问题。”
我的大脑一接触到这种隐语，就飞速转动起来。眼前是一位来自冷战时期我们的头号敌国美国的使者。他表示愿意向我提供庇护，使我免受他们在北约组织中的盟国、一个统一后的德国对我的报复。
接着，他又用流利的德语说：“加利福尼亚是个好地方，一年四季气候宜人。”
我开玩笑说：“西伯利亚也不错。”当时觉得，真实生活中间谍之间的对话，有时倒很像是来自间谍小说。
大家哄然大笑。这使我有短暂的时间思考一下。
“问题是，我不了解美国。对我来说，在美国生活很难想象。”
哈撒韦说韦伯斯特想请我去弗吉尼亚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和他谈一笔交易。他接着说：“你可以化化装，或做个整容手术，如果这样使你感觉更安全的话。”
想到我干了一辈子特工，晚年竟要重新拣起新手们玩弄的这种小把戏，我强忍着才没笑出来。
“我对自己的长相挺满意。”我回敬了一句。
哈撒韦又干笑了几声。他接着又说，还会给我数目很大的一笔钱。我们没有讨论细节。但我知道，在此之前，中央情报局驻柏林站站长以100万美元的价码，要我手下负责搜集美国情报的官员罗加拉向他们出卖他所掌握的情况。他拒绝了。我们不失礼貌地谈论了共产主义失败的后果以及我主管的情报局享有的盛名。
“当然，”他说，“也得帮我们个忙。”哈撒韦说。
我担心他们会像西德人一样，要我用人名单换自由，于是告诉他们，我不想出卖任何部下。
“这样做当然对你也有好处。”哈撒韦说。
他的这番话不幸惹恼了我，也许是因为它使我想起了当年我自己曾用过的对付间谍的软硬兼施的手段。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先生们，你们现在玩的这一套，我见识得多了。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全知道。你们对伙伴的期待很高，可他不肯痛痛快快地答应。一个人要有点耐心。一切谈成之前，通过交谈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我这是用最文明的语言表达了我内心的想法。我真想告诉哈撒韦，他全搞错了。看他跟我说话那副样子，好像我是个可以任他买卖的无名小卒。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像我俩这样的情报老手，要谈也要有个谈的样子。
“可你必须帮助我们。”哈撒韦又重复了一遍。
“如果是我主动找你们的话，你说的不错，”我不再掩饰自己的恼怒。“那样的话，你就可以问我给今晚的聚会带来了什么。可我并没有找你们，是你们来找的我。”
“对，对，”哈撒韦急忙说，“是我们上门来柏林找你。”
“讨论这样的问题总有个限度，”我说。“我的底线是不出卖任何在我手下干过的人，不提供任何姓名。假如你们还想和我谈的话，就正式邀请我去美国。那样，我们就可以像成年人一样正儿八经地谈。做任何决定之前，我先要看看你们的国家。”
“可你在此地很不安全。”哈撒韦打断我的话说。他提醒我，如果我留在德国的话，再有几个星期肯定会被逮捕。我深知这一点。
“俄国总是可以去的嘛！”我答道。
听到这话，他马上警觉起来，感觉到也许除他之外，至少还有另一个强大的对手在争夺我。
“别去莫斯科，”他劝我。“那儿的日子苦得很。替安德列娅想想。到一个能过舒心日子的国家去。你在那儿可以安安静静地工作和写作。依我之见，眼下你只有去美国才能做到这一点。”
与在德国坐狱相比，在加利福尼亚或佛罗里达的阳光下，舒舒服服安度晚年的确显得非常诱人。可我仍担心自己给中央情报局送上门去做人质。假如他们决定拧紧我这颗螺丝怎么办？他们恐怕也给这次会谈录了音。一旦日后关系搞僵，他们随时可以说这次会见是我捏造出来的。我希望深谈之前他们能作出更大的承诺。所以我提出以某种形式邀请我去美国，也许可以由中央情报局的掩护机构出面。
我的客人不太喜欢这个建议。他们解释说，中央情报局内部有规定，每年只能请一定数量的外国客人，很难超额。实际理由恐怕是，他们担心西德方面会发现这笔交易。事成与否姑且不论，美国人拉拢像我这样一位敌对阵营里的老资格高级官员为他们做事，本身就是对其欧洲盟友，尤其是德国的重大欺骗行为。我建议找一家听话的出版社或电影公司，让它出面以作家身份邀请我访美。这是一条早已为时间证明的行之有效的秘密途径。当年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这么干。中央情报局找到某个机构，通过它向我发出邀请应该不成问题。如果作成交易，我的访问随即也就变成永久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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