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同志，难道你看不出发出这样一个信号会带来什么后果吗？”他回答说。“此人是个特务（安德罗波夫认为夏兰斯基与中央情报局有染）。更重要的是，他是犹太人，在为犹太民族说话。我们国家遭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大多了。倘若现在对犹太人让步，下一个又该轮到谁？伏尔加河流域的德裔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还是卡尔梅克人或车臣人？”
安德罗波夫是指被斯大林逐出家园的少数民族。斯大林的用意是将潜在的敌人从他们的故土上连根拔掉。克格勃用“异己分子”一词形容这些少数民族。我以前从未听到过这个词。苏联领导人觉得这些少数民族心存不满，脑后有反骨。据安德罗波夫估计，这批人的人数高达850万。
“在眼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不能轻率地试图解决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果同时打开所有阀门的话，人民发泄起不满来会势如雪崩，一发不可收拾。”安德罗波夫又解释道。安德罗波夫终于向我吐露了真言。苏联人在人权问题上顽固不肯让步的真正原因原来是害怕，害怕过去斯大林将国内少数民族视为异己的做法会激化苏联的民族矛盾。夏兰斯基于是不仅是苏联犹太人的象征，而且也会成为许许多多“异己”民族的象征。
今天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夏兰斯基是中央情报局的人。然而当年安德罗波夫对这一点坚信不疑。他尤其没有任何必要对我撒谎。除了怀疑夏兰斯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外，安德罗波夫还有更重要的考虑。他如此坦率地谈到苏联隐含的少数民族问题，令我大为吃惊。安德罗波夫接下去说：“夏兰斯基会成为所有犹太人的一面旗帜。由于过去斯大林的排犹行为，这些人对苏联国家积怨甚深。他们在国外还有着势力强大的朋友。眼下不是释放他的时候。”谈到苏联的衰弱时他同样坦率。他提起14年前我俩见面时他曾说过，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标志着苏联开始走下坡路。
我几次试图说服安德罗波夫同意交换夏兰斯基，都失败了。一听到夏兰斯基的名字，他就变得焦躁不安，大声说：“他是个特务。没什么好讲的。”我们的谈话就此告终。
最终，纪尧姆还是因健康欠佳的缘故提前获释（他和安德罗波夫一样患有肾病）。不管西德人多么不情愿，他们不得不算一笔账。倘若纪尧姆死在狱中，他们用这具尸体是换不回己方有价值的间谍的。此外，昂纳克接替乌布利希后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并向施密特暗示，除非此事得到解决，否则他也许会限制交换俘虏以及两德之间家庭成员的团圆。
1980年，我随米尔克飞赴莫斯科，借东德国家安全部成立30周年之际向克格勃的一些高级官员授奖章时再次见到安德罗波夫。无论是克格勃还是东欧集团各国的情报机构均非常重视这类仪式。双方基本上是一来一往。每逢他们纪念日时，他们向我们授勋。轮到我们的节日时，也向对方人员授奖。苏联阵营内各国之间彼此授来授去，最后没人记得克格勃的头头脑脑得到过多少奖章。克格勃总部专门雇了一个人，负责确保出席这种场合的克格勃官员不至于戴错奖章。我们这一次授给安德罗波夫的是一枚金质奖章，以纪念克格勃与东德国家安全部在过去30年中的兄弟般的合作。当时他正住院，但还是在医院里接受了这枚奖章。
1980年是苏美关系剑拔弩张的一年。北约组织声称，由于苏联在俄罗斯西部和东德部署了SS-20机动导弹，它必须对此采取反措施。1979年下半年，北约决定，除非1981年12月底以前苏联通过谈判同意从我国撤出这批导弹，否则它将在4个欧洲国家部署核导弹，其中包括西德。这将使冷战双方直接受到近在飓尺的可以打到欧洲大部分主要城市的导弹威胁。此时北约规定的期限已过，东西德一片愁云惨雾。一些评论员把当时的形势比做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在战争乌云密布的情形下，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保守派人士把这种看法斥为左派的危言耸听。但我知道，施密特会晤昂纳克的特使时，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人们对可能发生一场核对抗忧心忡忡。施密特私下会见昂纳克的经济顾问、在两德事务中经常扮演中间人的米塔格时抱怨说，华盛顿正在给西德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局势正在失去控制。我们必须经常保持联系。”施密特还告诉米塔格，恐慌会急剧升级。但昂纳克应该知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可以信赖的。“西德一方决不会胡来，”他最后说。换言之，两个超级大国玩这场战争游戏时，我们德国人应该彼此对话，保持头脑冷静。
安德罗波夫认为，美国人正竭力想占有对苏联的核优势。他提到卡特总统、他的顾问布热津斯基以及五角大楼人士曾声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苏联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现在不是我们示弱的时候，”他说。安德罗波夫还对苏军同阿富汗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叛乱分子作战时伤亡日益增大感到不安。我试探地问他今后在阿富汗问题上有何打算。他只肯说：“现在已经没有退路。”
安德罗波夫骂得最狠的要数施密特总理。施密特已同意接受北约的双轨战略：一面谈判，一面计划在西德部署核导弹。“这个人是个两面派，”他抱怨说。“实际上他是站在美国人一边的。跟这号人不应有任何高层接触。”我猜想他是指昂纳克与施密特之间的私下往来。刚才他同米尔克私下交谈时一定涉及到这个问题。这种接触经常背着苏联人，为此他们一直很恼火。莫斯科对东方政策带来的东西德关系的松动满腹狐疑，想牢牢控制东西德关系改善的步伐。安德罗波夫和外长葛罗米柯尤其处心积虑地想阻止昂纳克访问波恩。国际风云越是险恶，昂纳克和施密特越是努力改善他们的个人关系。两人通过一条电话专线保持联系。与此同时，西德陆续不断地用金钱换回一批又一批东德犯人的自由。这种交易成了最能反映两德关系状况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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