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叶拉托木采夫的军人证中偶然发现的伤病员诊断说明书是他安尼库申春天也曾经住过的那个医院发的。当时医院位于维亚兹玛市，后来随着不断向前推进的方面军搬到了利达市，同时把一些准备返回部队的、正在康复的伤病员也运往利达市，所以，证明书中写的一切都完全符合实际情况。
安尼库申是六月中旬出院的，而叶拉托木采夫则是一个半月以后出院的，他们住的病房不同，但在伤病员诊断证明书中映入眼帘的却是完全一样的，很有特色并故意使人无法模仿的医院院长、中校军医库吉诺夫的签字。
由于巧合，他们二人的伤势也有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是右胸腔外伤，都有外伤性气胸症，区别只在于：叶拉托木采夫是弹片造成的外伤，而安尼库申则是被冲锋枪子弹打伤的，而且四颗子弹中的一颗留在左肺尖中；动手术时，医生未能取出它来，也许是因为它离锁骨下动脉太近而没敢取，现在正是这颗倒霉的子弹使他丧失了返回前线的可能。
至于说安尼库申并未见到过叶拉托木采夫一事也并不奇怪，因为在四个病房里住了大约一千人，而且第三外科病访占用的是另一栋楼房。
安尼库申是认识叶拉托木采夫说的那个第三外科病房主任洛佐夫斯基少校的。洛佐夫斯基是列宁格勒有名的外科医生和音乐迷，据说，他甚至在动手术时也要哼哼呀呀。几乎每天晚上，吃完晚饭以后，他都在自己病房的食堂里放一小时的古典音乐，他用的是自己保存的唱片，其中有夏里亚宾和索宾诺夫以及其他著名歌手主演的歌剧中的咏叹调。安尼库申一得到可以起床的允许，便每场必到；他还记得，那个胖胖的、秃顶的、留着山羊胡子和满头黑发的洛佐夫斯基当时是怎样坐在角落里欣赏音乐，合着节拍地摇头晃脑。
当然，提及洛佐夫斯基这个姓名也好，院长的这个令人难忘的非常特别的签字也好，这些对安泥库申来说极其可信的细节对阿廖辛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大概也不可能起什么作用。在检查证件过程中，安尼库申似乎发现了这位反特局军官的真正面貌：这个人水平不高，头脑迟钝得令人作呕，检查证件时念着证件上的文字，象个识字不多的人，他甚至连掩饰一下自己的糊涂性格也不会。他一会儿把人家的证件拿到手中，却突然未加检查就还给了人家（由两次还把证件还错了对象），过了一会儿，似乎又想起了什么，跟人家又要回了这个证件，接着就重新还给了对方。他总在重复着的一些话，如“您知道”、“您明白”、“这个”、“那个”、“就是说”，暴露了他这个人语言贫乏和思想僵化，在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看完一个证件的这段时间内，安尼库申可以非常仔细地检查完三个证件。
在开始检查证件之前，阿廖辛这个人并未给人以愚昧无知的感觉，这是很容易解释的。从树墩那个地方出发，他一路上讲的话也好，在林中草地作的指示和训话也好，都是重复别人说过多次的套话，是他已经重复说过几十次的话。而且，安尼库申一直在想自己的心思，他一直在想着列娜和今晚即将举行的新年宴会，因此，他只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听他讲话，只是为了弄清自己今天应负的责任而听他训话，不言而喻，他并未仔细分析他的讲话。
但是，现在却要求你动脑筋，要做出判断了，因而他那整个贫智的真面目便暴露无遗，阿廖辛那套荒唐的顽固性格也原形毕露。安尼库申知道，这种人是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从来不承认他对别人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
次要的证件，诸如被服证、薪金簿、配给证、免费乘车证和各种证明，在警备司令部里和巡逻队检查时也要看一看的，但只是在发现主要证件有某些可疑之处时才看。
眼下，这几个人的军人证件和出差证明都没有问题，照安尼库申看来，没有任何必要检查他们的其它证件，因而他也不准备检查这些证件，当阿廖辛一个人开始检查次要证件时，安尼库申便乐得清闲一会儿。
要求对方出示党证……这种做法对警备司令部军官来说一般是不允许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提出这一要求，而且还要有非常充足的理由才行，所以，安尼库申连摸也没摸一下党证。当阿廖辛连眼也不眨一下就打开党证并开始检查时，安尼库申从旁扫了一眼并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叶拉托木采夫是四二年十月入党的，这正是国家处于也许是最困难的紧急关头。对于这样的军官，一个有卓越贡献的前线军人，对于这个可以说是用生命保卫了祖国的人和莫斯科保卫战的参加者（对安尼库申来说，这是他最热爱的城市），阿廖辛竟然依旧表示怀疑，而且，看来还打算继续进行搜查……这种行为使安尼库申越来越不耐烦，他不能同意这位反特局军官的所作所为，他心中产生了一种愿望，或者说一种要求，他要表示一下自己的不满，很想说出自己对发生的这一切极不赞成的话来。
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对他和他的已经牺牲了的弟弟说过，每一个人首先是对自己负责，因此，他是自己的最高审判官。父亲教导过他们，在需要独自做出决定的复杂情况下，苏维埃人应按照自己的良心和信念行事。在战争时期，安尼库申在一切情况下都遵守这一教导，而且最后证明他总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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