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工业，采买欧美的大批机械是要钱的，靠正常的渠道根本无法买到足够的机械。
于是斯大林用政策将苏联市面上的粮食压得极低，将粮食都屯积到手里，那些嫌粮食太低不愿意出售的，基本上都被划成了富农，被剥夺了家产，然后流放到荒芜的西伯利亚，北部边区让他们自生自灭。通过这种差价，苏联政府攫取了大量的利益。直接造就了苏联工业的跨跃式前进。
这种以损害一个群体的利益而造就另外一个群体的做法是不公平的。同样都是国民，凭什么在没有争得别人的同意下，强制剥夺别人的权利，财产甚至生命而去造就所谓的国家强大？国家强大了，连国民的生命，财产都没办法给予保障，这样的强大要了又有什么用？这种强大不是国家和国民的强大，而是既得利益阶层的强大。
一个国家的成长，和人的生长有些类似，本来是头，脚，手，躯干一起长粗长壮。这样看上去比例才协调，合理。可是用人为打激素的办法在极短的时间内催熟一个部分，让一个肢体成长的速度超过别的地方，那便会长成一个畸形，虽然现象很怪，但又确实能存在一段时间。
这种将民主，法制像垃圾扔到一边，一切以什么为中心的建设压根就是扯蛋，当建设完成以后，法制和民主就被扔得太远，扔的时间太久，想拣回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建设出来的成就也并不是所有付出过的人都能够分享。寻些身居高位的阶级会用爱国，为国的幌子继续让普通的民众付出，而绝大部分的果实他们却舍不得拿出来分给那些应该得到的人。阻挠利益的合理分配。
后世一家国营企业，在利用国民补贴成长上来之后，已然长成了庞然大物，不分给国民合理的利益不说，还大肆非法的排污，自己享受着高额的利益，享受着税收补贴，却将炼油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分给国民，损害国民的健康。而当地政府三番两次找上去之后，负责人还能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生计。
很显然，在他们这些人心底里的国家，是没有将普通的国民包括进去的。可如果没有这成千上万的普通国民，又哪里来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这些普通国民的税收补贴，他们又如何能成长得起来。
这样的借口可以看出他对法律和普通国民漠视到了何等的程度。你能指望这样的企业来爱真正的国？这样的企业并不止一个，而且还很多，可是人家的董事长又确确实实是合法的人大代表。虽然现象十分的离谱，但又确实真实存在。
换个角度想一下，如果这只是一家普通的民企，他敢对地方政府说出这样的借口吗？敢于三番两次在地方政府通知后还违法排污吗？这样的企业就算长大了，也跟个数典忘祖的二世祖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小时候得到了培养，长大了却还趴在父母的身上吸血。
任何违背规律出现的生长都是要付出代价的。眼下的苏联便是这种情形。强制性使某一个方面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也会付出惊人的代价。而显然，这个代价不会是由苏联的高层承担。
代价是由所有的普通民众承担的。一场史无前例地大饥荒再次席卷了整个苏联，而乌克兰更是重灾区。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在饥饿中死去。而此时的苏联高层还在出口大量的粮食，还有其他的物资还换取宝贵的外汇来成就工业化。苏联的工业化确实进展迅猛，让许多人的生活得以改善，大量的工业品丰富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可也有超过数百万的人死于饥饿。这些死去的人大多都是为了工业化付出过的普通民众。被剥夺了收益的民众。
此时有些西方国家对苏承不救助国内饥荒的行为大感不诧，拼判的报纸接连而来，而斯大林却组织了一批记者去一个早就布置好了的地方采访，那里的人都是被打过招呼的，可想而知西方记者在这样一个地方采访后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斯大林不仅自己没有及时救济这些灾民，还堵住了外人向这些人狭小的援助之门。也许西方国家对苏联政权敌视，但个别民间的红十字会还是能救活少量人口的。
一直到数百万的饥民死去过后，苏联的救济才珊珊来迟。而这样重大的过失，也不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最多一次当权者总结自己的过失，然后便能蒙混过去。
对于苏联决策者犯下的错误，叶重不会去救助，对于这个亚州唯一的强敌，叶重只会落井下石，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诋毁苏联政权。超过5万多人的苏联饥民从中亚，北湖，蒙古行省等边境逃到民国境内，沦为民国劳工队伍中的一员。相比起呆在苏联饿死，在民国能混个温饱就不错了，而且加入民国国籍的白俄还成立一个民间的红十字会，对这些逃难过来的俄人予以救助。
民国22（1933年）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希特勒领导的法西斯政权在德国政坛站住了阵脚，势力迅速扩大。
斯大林的政敌大多被开除党藉，驱逐出国，而民国的官场也绝对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平静，事实上民国政坛遗留了很多清末以来的坏习性，在叶重的授意下，国内大部分地区通过完善政绩考核等诸多措施，开始裁撤大量官员，一大批受过现代教育，富有朝气的少壮派陆续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没有那些老人的处世经验，不过更加具有生气和活力，那些老人的保守多少对于民国现在的迅猛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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