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民国二十年，蒋介石曾在南昌行营，通电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曾提出过“攘外必先安内”的治国戡乱精神总纲！故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大做文章！
有人以为，在这样总的精神下，蒋下令东北方面不抵抗，是为了避免过早的，与日本彻底翻脸全面开战！想先集中精神，消灭国内造反戡乱的共匪！这也是合情合理无可厚非的！这里面就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事儿里，张学良本人到底是如何作想的呢？若你张学良本身就是一个，守土保疆敌寇必拒的英雄豪杰！那你又怎会对此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甘当蒋卖国的走狗呢？但凡若有令尊一丝的豪情傲骨，又怎会亲口下令卖国！而后推究于人呢？再说你这条狗若真听话，那为何又会有“西安事变”的不忠反乱之举呢？在中共的教育下醒悟了？还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下不了台了，再踩老蒋一脚卖个好人？先不说是否真有蒋不让抵抗的手谕，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凡是稍有半点儿血性的人子，还不是先干了仇人再说？还顾得上什么手谕？说你自己是个废物孬种就对了！据蒋介石日记表明，其迟至九月十九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东北“事变”
据张学良晚年，在基本脱离国民党势力控制范围的情况下，于一九九零年六月一日，在台北圆山饭店，同好友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在为其庆祝九十寿辰时，曾当众对采访其的日本广播协会记者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件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件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及新闻界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
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 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籍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
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曾主动要为张学良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 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件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
他解释到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时说：“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有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张学良说：“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由于张的卖国行为，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一日，日军大举进攻东北锦州！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向锦州发动猛攻！当时锦州驻军三万余人在接后，假迷三道的稍作抵抗后，撤向关内。至此东北三省全部国土沦陷！三千万国人，沦为日本的战利品任其蹂躏！
其时，杨举所在十七军上下官兵，也曾上书要求出关赴战！但未得回应！
杨举这些年则一直在困惑不解！按说大哥韩东哲的密函，早就该上呈于张学良本人了。得此有力证据的张，早就该加以利用公之天下了！声讨也罢，武讨也算，好歹该有点动静啊！可此时距离大哥韩东哲，返回哈尔滨已久。就是丝毫看不出身为儿子的张学良有何反应！杨举认为此事重大，故不敢在书信上向大哥韩东哲提及此事！等来等去，总算等到了东北的消息，可并非杨举所盼望的，少帅携先父百万之众，不是起兵东北杀倭驱寇，为父报仇还我中华！而是这样的一个张学良卖国，全东北沦陷的噩耗！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十九日，蒋介石不顾东北沦陷，坚持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令许庭瑶的十七军第四师，调往位于鄂豫皖地区的大别山剿匪！
杨举对于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政策，倒是十分理解的。认为蒋的这个战略方针，制定的高瞻远瞩十分必要！不然等耗尽国力！打光军力！驱走日寇后，还不知是为谁在做嫁衣裳呢！但就要枪口对准中国人！不管是民还是匪，杨举终究是不愿下手的！
二师在开赴大别山后，在霍丘地区遭遇红军主力，红二十五军旷继勋部，损失惨重一度险些被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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