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着要和朱德、陈毅再次会面，何长工抑制不住心里的兴奋。上次在犁铺头，他是单枪匹马，而这次，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团，虽说只有六七百人，但他可是堂堂正正的团党代表。
他想象不出这次的会面会是什么情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朱德再不会对他详细盘问了。
3月28日，何长工、袁文才、王佐带领工农革命军第二团由酃县中村出发，日夜兼程，向资兴方向赶去，阻击北犯粤军，掩护陈毅率领的农军。
在资兴，何长工遇到了邓允庭、李奇中的第七师。同时，也在资兴滁口打了入湘以来的第一仗。对手是范石生。
这一仗打了两天两夜。
对范石生来说，这仗打不打都无所谓，打赢了，蒋介石对他不会增加好感，打输了，蒋介石对他也不敢怎么样。在众人面前，蒋介石怎么样也得尊他一声“老同志”。
所以，何长工的部队与范石生的部队对垒时颇有点谦谦君子的味道，范石生的部队甚至连工事也不做，而何长工看在他是朱德老朋友的份上，打了以后就走，抓到俘虏也不缴械。甚至，发起总攻时还一边吆喝：“你们快撤！不撤就消灭你们。”那样子，该是有点像赶小鸡的味道。
与何长工相比，陈毅的对手可就难缠多了。
首先，陈毅的队伍远不如何长工的精干，他的队伍由农民组成且不说，还有大批的家属，甚至还有整个的湘南特委机关，而且，尾追陈毅的是国民党第十三军以向成杰为师长的第二师。（就是这个师，在陈毅上井冈山后，还一直成为井冈山的主要敌人之一。）
陈毅且战且退，到了资兴城，不得不打一仗了。
战斗是那种可以想象得出的激烈。农军虽然拿出了毒日头下作田的枭雄劲头，但这毕竟是打仗，他们拿惯了锄把子的手，拿起刀枪来就是不如“国军”顺手。
翻开正统的史书，看到描写一场战斗“敌人伤亡惨重，我军损失也很大”，就可以知道，我军并不仅仅是“损失也很大”，而是损失至少是敌人的几倍，但不这样写不行，否则便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之嫌。
事实上任何一个智力健全的人都可以想象得出，只有梭缥、大刀，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且有大批老弱病残、妇幼拖累的农民武装在与装备精良的“国军”交战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能确切知道的是，农军仅在资兴城郊老虎山就牺牲了二百多人。南昌起义的老兵，跟着朱德、陈毅从湘粤赣山区走出来的蒙九龄，这位来自广西玉林、四十四岁的农军团长和他的妻子一起悲壮地倒在了资兴城外，没有能看到井冈山的红旗……。
正当陈毅感觉快要吃不消的时候，何长工、袁文才、王佐，还有邓允庭从斜刺里杀了出来。
血战之中相见，陈、何二人都无言，想象过无数会面的场面，就是没想到过这种场面。
不愿上井冈山的人
不管怎么说，何长工对于能和陈毅会师，还是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正当他们一起高高兴兴往酃县沔渡方面直追朱德时，从郴州城开始就一直跟着陈毅的湘南特委却突然提出不走了。
陈毅知道他们的心思。
从郴州城以来，陈毅和湘南特委可谓是“同床异梦”，陈毅是一门心思要上井冈山，而特委书记杨福涛，团特委书记席格恩却从来就没有上井冈山的打算。
今天的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们的言行是可笑，甚至可悲的，但他们自己却也许认为唯其那样才是正确的、坚定的、革命的。
没有办法，在资兴城外七八十里远的彭公庙，召开了有朱德部队、井冈山部队、湘南特委、各县县委负责人陈毅、何长工、袁文才、王佐、席格思、黄义藻等人参加的联席会议。
会议一开始，杨福涛就提出，他要带特委回衡阳去。这位工人出身，斗争顽强，个性也强的特委书记，一推眼镜，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井冈山特委，我们不上你们的大小五井。”
（幸亏毛泽东、朱德没有这种想法。）
知识分子出身的席格思是位秀气的高个子年轻人，他一手插在裤袋里，一手掠了掠那一丝不苟的西装头，犹如演讲一般慷慨激昂地说：“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湘南特委躲到江西大小五井的小山沟里是可耻行为，我们坚决不去。”
何长工的小点子常常能够在关键时刻奏效，但这一次，他失算了。他想和陈毅唱一出“双簧”，他悄悄对陈毅说：“你给他们说硬的，因为你熟悉他们，我说软的，因为我是陌生人。我们来个软硬兼施。”
陈毅便苦口婆心地说：“杨福涛同志，你要冷静想一想，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有带小手枪的，有挑油印机的，这一路民团查得紧，怎么走得过去？不要作这种无谓的牺牲，上井冈山后，我们再设法陆续让你们走。”
何长工则敲着边鼓说：“同志啦，现在是赤白对立，各县都很警惕我们，南北两方面的敌人夹击郴州，你们现在要走衡阳，无疑是自投罗网。”
陈毅和何长工的“双簧”丝毫没能起到作用，杨福涛和席格思只有两句话：“守土有责，逃跑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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