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一世用基督教掌管“天堂钥匙”的圣徒彼得的名字来命名新的首都。“圣彼得堡”这个名字由此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篇章。
在彼得堡有一座荷兰式的房子，是最早的建筑之一，它被今天的人们称为彼得小屋。
这座小屋的主人是彼得一世，虽然有与自己身份相称的大宫殿，可是他宁愿住在这间普通房子里过夜，并命名为“我的欢乐”。正是在这座小屋里，彼得渡过了8年欢乐时光。他正是在这间小屋里让自己的梦想成为现实，直到圣彼得堡初具规模。
彼得小屋里有一张小床，这张床很短，与两米多的彼得似乎极不相称，在这能睡好吗？也许彼得就是不想让自己睡得太沉，他似乎随时准备带领俄罗斯跃马扬鞭……
一个不愿沉睡而且富有忍耐力、进取心的民族会创造怎样的奇迹呢？
当时的欧洲国家正在纷纷模仿巴黎城，彼得却不满足于法兰西风格，他希望把整个欧洲都移到自己脚下。
彼得请欧洲各国最著名建筑师来规划设计，调集全国能工巧匠精心建筑，为解决建筑材料，他命令所有驶入的船只必须装载30立方石料，否则不准靠岸。
据说，为了这个新首都，死于饥饿、疾病和超负荷劳动的人不计其数。他们中间有士兵、犯人、瑞典和鞑靼的俘虏。他们饥寒交迫，食不果腹，没有劳动工具，就用自己的衣服一兜兜地搬运泥沙，湿透的衣衫无法替换，疾病肆虐。
后人慨叹道：“彼得堡城就坐落在眼泪和尸骨山上。”
到1715年，彼得堡已经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彼得的政令、军令从这里发出，枢密院下属的各个院都已迁来。同时到来的还有俄罗斯大贵族们的的官邸迁到了彼得堡。
同时，彼得堡还成为文化中心，这里建起俄国第一批学校等文化教育设施。
1721年，首都居民开始看到初次引入俄国的新事物：彼得堡的街头开始点上了路灯，一共是五百九十五盏。路灯工人往路灯里倒上大麻油，点着灯芯，五小时后再把它们熄灭。这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在整个俄罗斯，除了彼得堡，无处可见。
到1725年，也就是彼得执政的最后一年，圣彼得堡已建成20多平方公里，城市居民7万多人，占当时俄国城市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前来贸易的外国船只达到180多艘，圣彼得堡成为一个新兴的贸易中心。
短短20年间，无论是功能还是气质上，圣彼得堡都具备了作为首都的资格，在此后214年的时光中，它一直是俄国的首都。
普希金骄傲地说：“天意要我们在这里，开一扇窗户面向欧洲，叫我们在海边牢牢站立。”
普京总统认为：圣彼得堡历来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是整个大欧洲的一部分，是理解俄罗斯的桥梁。
4、他如果晚25年出现，谁能拯救俄国！
当然，彼得并不希望欧洲所有的事物都从这一个窗口进入俄国。从他在欧洲学习时的一次经历可以看出他对国家变革的态度。
据说彼得曾经考察过英国的议会，但是考察的方式很奇特。
他拒绝出席英国议会会议，但又想看看议会怎么开会。于是外交史上有趣的一幕出现了：
英国国王威廉坐在宝座上，一边开会，一边时不时地扫视天窗。在这个窗外，来自俄罗斯的沙皇就站在屋顶，透过天窗观看议会开会。
今天我们无法考查彼得站在屋顶的所思所想，但他冷眼旁观的姿态，与他对技术工作亲力亲为的热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似乎透露出他对待欧洲文明的态度，之后的多位俄国统治者也持有同样的态度。
彼得绝非西方的盲目崇拜者，西方的意义于他而言是技术，他只想为俄罗斯引入西欧智力和物质资源，使俄罗斯能在欧洲占据独特的位置，他并不想把英国或别的什么国家搬到俄罗斯去。
彼得的改革，不仅没有引入欧洲的民主政治，而且进一步加强了俄国的专制制度。改革者是君主本人，这是改革成功的原因，也是改革不彻底的原因。
彼得把保持古风的专制制度变成帝制极权制，并赋予帝制某些现代意味，他坚称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君主也是国家的仆从，是法律的主要代表和普遍繁荣的卫士。
不要因此就对彼得的政权实质产生误解，就是彼得本人也从未想过要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沙皇，他要的是无上的权威。他一句话就把这种思想表达得很清楚：“君权乃神授之专制政权。”
帝制的极权化使他得以顺利推进改革，但正如一位传记作家所言：“改革的热情和对专制的信念是彼得的左膀右臂；不幸的是，一只手臂总是使另一只手臂的力量陷于瘫痪。”
此后，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通过改革不断得到强化，与僵化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矛盾延续了几百年，不断激化。这时，改革又成为历任沙皇缓和社会矛盾的“减压阀”。
但没有哪个沙皇能站在历史巅峰推进改革，甚至像彼得这样站在时代浪尖的勇气也不可再见，专制帝制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耗尽了随时代前行的全部活力。
直到1917年，除了专制帝制已改无可改、革无可革。
于是火山爆发了，几个世纪的矛盾像岩浆一样把彼得苦心经营的王霸雄图、帝制伟业化作尘土。俄国人民选择了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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