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观上，叶卡捷琳娜促进了农奴制的发展。1765 年,叶卡特琳娜二世一纸诏书,便将5000 万俄亩新扩国土连同土地上的农民,赏给皇亲国戚和立功战将。
到19世纪初，俄国农奴超过2000万，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
《圣谕》的结局与新法典编纂委员会一样无疾而终。
1767年，叶卡捷琳娜完成《圣谕》之后，下令召集新法典编纂委员会，以《圣谕》为指导开展工作，以制定出一部绝对平等的法律。
可惜新法典编纂委员会成立后经常干的事只是朗读《圣谕》，或者商量如何“感激女皇对俄罗斯人民的恩赐”，甚至大多数人根本就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召集到一起开会，讨论的结果竟是向叶卡捷琳娜上尊称为“伟大、英明的祖国的母亲”。
对此叶卡捷琳娜只能失望地说：“我命令他们审查法律，他们却去剖析我的品质。”1768年，与土耳其的战争爆发，委员会负责人宣布，由于多数成员要入伍，所以委员会宣布休会。
有一位代表天真地问道，缔结和约以后他们是否会恢复工作。负责人作了肯定的回答。据一位同时代的人说，此时，在女皇包厢里发出了椅子倒他的响声，传来了女皇丝绸衣裙摩擦的声音和女皇离去时急速忿怒的脚步声，这就是女皇的回答。
也许叶卡捷琳娜在此时是想实现某些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在她当政时期，她时常地用迁移和流放来代替法庭判处的体罚。对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她也减轻了一半处分。她还改善犯人的生活条件，改善过于野蛮的新兵征募方法。她希望俄国能成为一个文明、开通和有文化的国家。
但是即使她的近臣也无法理解她的想法，而且贵族们都想保有自己的农奴，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自己也明白，对那个时代的俄国而言，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且，作为俄国沙皇，她也未必真的希望将这些启蒙思想付诸实现，因为那实在是太危险了，她得以高高在上的大厦可能顷刻间变成废墟。
况且，对于帝国霸业来说，农奴制恰恰是最好的“榨油机”：农奴制可以为俄罗斯帝国提供扩张和战争的保障：农奴不仅为主人无偿劳动，还要缴纳苛捐杂税。在野心勃勃的叶卡捷琳娜眼中，农奴制确实法力无边。
女皇和彼得大帝一样，没有改变俄国社会的实质。因为他们本人正是俄国的君主，由他们推动的改革不可能用来推翻自己。
叶卡捷琳娜的确是彼得一世最忠实的继承者，与彼得一样，她只向西方学习经济、科技，不去触动专制制度和农奴制。这也成为俄罗斯历代沙皇的一个特点，他们尽可能地学习先进文化，在经济、教育领域倡导改革，但同时也尽可能维护农奴制和专制政治制度。俄罗斯的现代化道路就这样背负着过于沉重的包袱前行。
开明专制强化了俄国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的适应能力，掩盖了专制制度本身的问题。其实，开明专制的本质还是专制，俄国政治的本质没有改变。俄国改革的不彻底性再次呈现。
面对这一切，拉吉舍夫告诉人民：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在位的帝王会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力。拉吉舍夫预言道：“被压在沉重枷锁下的奴隶们一旦绝望得暴怒起来，便会用妨碍他们自由的镣铐击碎……灭绝人性的老爷们的头颅，用老爷们的鲜血染红田野！国家会因此而失掉什么呢？奴隶们中间很快就会出现伟大的人物来代替被击倒的家伙；但这批伟人将……抛弃那种压迫别人的权利。这并不是梦想，视线已透过时间的厚密帷幕，尽管这帷幕还遮蔽着我们展望未来的目光；我们向前看透了整整一百年。”
在《自由颂》中，拉吉舍夫纵情欢呼自由。他把自由称为“上天恩赐的幸福礼品，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请允许一个奴隶来把你歌颂，快把你的激情来燃烧我的心胸，使出你雷霆万钧的力气奋起一击，将黑暗的奴隶制化为光明！
此时，一场风暴已在酝酿之中。
“与其做一个吃死尸的乌鸦生存三百年,不如做一个喝活血的老鹰生存三十三年。”普加乔夫揭竿而起，席卷俄南60多万平方公里。
这场俄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起义意味着农奴制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但仅仅两年，起义就被镇压下去。
这表明沙皇依然拥有强大的力量，甚至普加乔夫还要冒称彼得三世，以讨伐篡位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名义进行起义。
普加乔夫的表现是俄罗斯民众中的普遍正统思想的反应，在俄国人民心中，沙皇总是好人，总是对的，因为沙皇肯定热爱人民，因为沙皇的权力乃上帝所赐，神圣不可侵犯，必须无条件服从。
俄罗斯农民对沙皇抱有一种深深的敬意，常常会用“亲爱的小沙皇”这样的昵称来称呼这位俄罗斯大地的主人。
皇权主义思想和专制主义意识在俄国人心中打的烙印非常深，是游荡在俄罗斯心灵中的幽灵。甚至就连历代农民起义都要打着“拥护沙皇”名义进行，很少例外。
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打着拥护沙皇的名义进行推翻沙皇的起义，这种起义成功的可能性可想而知，普加乔夫的失败并不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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