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斯大林刚开始对“高速度”工业化持批判态度，倾向布哈林的意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改变了态度。他明确提出了高速度实现苏联工业化问题。而他这种转变的论据正是当时风雨飘摇的中国。他说：
“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而没有这些武器就不能保持国家独立，国家就会变成外敌用武的对象。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
斯大林选择了高速工业化。面对国际形势的日益紧张，他不认为苏联拥有按部就班慢慢来的时间。那么，怎样实现高速工业化呢？发展工业的资本从何而来？
在斯大林眼中，既不能像18世纪的英国那样靠殖民地积累资本，也不能像19世纪的德国靠对法战争来加速自己的工业化，在经济封锁的情况下，甚至无法像沙皇俄国那样通过大规模地出让经营权给外国来获得贷款进行工业化；那么苏联的工业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通过本国节约来筹集发展工业的资本。
苏联用国家计划手段最大限度地掌控资源；实行农业集体化，扩大工农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以扩大内部的资金积累；用计划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国防工业。
这就意味着农民和农业必须付出重大的牺牲来为高速工业化服务。而这无疑是与保护农民利益的新经济政策相背离。主张市场经济均衡的布哈林对此坚决反对，他提出市场“常态化”，主张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其实，早在1923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次讨论中就指出：“只有市场才能对一切行动的正确性作自动的控制，市场才能作为表示每个部门、每个生产单位、每个企业单独活动的自动计数器。”
斯大林认为布哈林是书生之见，他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
在斯大林眼中，新经济政策不能再为社会主义服务，因为苏联需要的是速度。斯大林经常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者是要挨打的。”
不能不说高速工业化很有魅力，对于许多希望祖国强大起来的苏联人来说，这实在是太具有高歌猛进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了。于是在争论中，斯大林占据了上风，而布哈林被赶出了苏联政治舞台。
争论结束了，布哈林走了，新经济政策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强度的计划经济。
2、每一千块砖头，每一双皮鞋或每一件内衣，都要由中央调配
今天的俄罗斯国家杜马所在地，熙来攘往的人们谈论着自己的利益和生活，很少有人会想起，苏联时代的这里曾经是整个国家的大脑，所有的奇迹都是先出现在这里的蓝图上，才能在辽阔的苏联大地上出现。
这里被称为国家计划委员会。那么它是如何描绘苏联建设蓝图呢？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人类第一个五年计划。
政府做出基本的决定，如是加大建设重工业，还是相对增加轻工业，是减少农业投入还是增加工业投入。苏联所有的组织——不论是农业、工业、军事还是文化组织——都必须依法向计委提供有关资源和经营的具体资料。
国家计委以这些方针为指导，由苏联一大批最出色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处理源源不断地汇集来的大量统计资料，由他们制订出初步五年计划。再经过评议和审查后，再起草制定最后的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四易其稿，共有三大卷，1600多页。计划的内容涉及重工业、轻工业、农业、金融、合作社、文教卫生，囊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具有法律效力。
1929年5月，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讨论的内容就是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剧院里灯火辉煌，主席台上挂着大幅的苏联地图。报告人每提到一项建设工程，在地图上相应的地点就会亮起一盏小灯。等到报告结束时，苏联地图上已布满了五颜六色的灯光，一千多个迷人的亮点闪烁着。
面对苏联的壮丽前景，代表们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
第—个五年计划期间，计划用来发展工业的投资总额为l9l亿卢布，其中重工业部门占用3\4。在四年零三个月内工业建设实际投资248亿卢布，比原定计划增长20.8％。
对重工业的建设投资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环节。在五年计划期间新建起来的l500多个工厂中，大多数是用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大工厂。为整个国民经济重新装备建立了基础，它们奠定了苏联工业的强大基础。
人类还从未如此全面而细致地规划过一个国家的全部社会生活，这是苏联人的一个创造。
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方式，“计划”与“市场”一样，都是行之有效的手段。直到今天，世界各国仍需要不同程度地使用“计划”这一手段。
斯大林这样解释苏联的计划：“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想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都必须执行。”
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的计划因素纯属胡闹：“他们那里也有某种类似计划的东西，但这是—种臆测的计划，想当然的计划，这种计划谁也不必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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