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罢，黑夫又回首看向己方营垒，昨天他们抵达后，除了一千兵卒外，还有一千从大梁那边支援过来的刑徒戍卒与他们会合，共计两千人。而后便奉杨熊之命，掘土伐木，匆匆筑造一个营地，让兵卒们安顿下来。
在站稳脚跟，而敌城又拒绝投降后，作战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很快，就有传令兵来寻黑夫，让他和其他屯长、百将一起去大帐听令……
这种千人而率的大帐，其实也就比普通营帐宽一点，二五百主——亦可称之为“率长”的杨熊坐于正中，左右手分别是两名五百主，来自南阳宛城的张齮（yǐ），以及来自南郡夷道的程无忧。
十多名百将、屯长坐于下首，黑夫的位置，距离主座很远，离帐门却很近，可见他在这支部队里的地位是不高的。
杨熊虽然是氏族子弟，喜欢在穿戴、佩饰上讲究，但也没有多废话，很快便问道：“本率长奉中更之命北收外黄，然外黄令不知大势，竟帅城内兵卒门客负隅顽抗。故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此城必拔！二三子可有破城之策？”
宛城尉史张齮素来好谋，便拱手道：“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但如今我军仅有两千余人，外黄城内，却有丁壮数千，斥候绕城查探后，说东南西北每面城墙上，有披甲兵卒，有持剑宾客，亦有拿着农具的市井之民，每面至少有五百人。合计起来，敌我兵力相当，一般的围城攻城之法恐怕难以奏效。”
杨熊道：“哦，那五百主以为，应当如何攻城？”
“兵法云，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依下吏看，莫不如……诱敌出城！”
黑夫在下面听着，暗暗摇头。
这张齮是学室出身，学了不少律令兵法，可实际的仗却没打过几次，颇有些按图索骥。
之前他就提议彻夜疾行，对外黄发动夜袭，杨熊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当黑夫等人披甲带戈，气喘吁吁地小跑三十里抵达外黄后，才发现城内的外黄令也不是蠢人，张耳警惕性很高，早就探查到秦军在接近，紧闭城门，城头火把通明，轻侠县卒连夜巡视，正等着他们呢！
这时候，张齮还在兴奋地说道：“吾等便假装疾行疲惫，让刑徒戍卒以散阵到城下挑战，而精锐兵卒隐蔽营中。城内丁壮、兵卒、门客与我军相当，外黄令见我军疲惫散乱，或将出城迎战。可先让戍卒诈败，诱其追之，然后设伏击之。待歼灭了此股出城之敌后，再猛攻县城。如此，城内残敌已然胆寒，士气低落，取外黄，易如反掌！”
他在那脑补的开心，黑夫却觉得好笑，既然城内的统帅并不笨，想依靠演技拙劣的诱敌将他们骗出来野战，无疑是痴人说梦。
再说了，能守城，为什么要冒险出城野战？
春秋的时候，贵族们讲究堂堂正正之战，大家在野外摆开架势，一天之内分个胜负。哪怕是划时代的孙子兵法，也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很少谈及攻城，还说“攻城为下”。
但到了战国，攻城已经是兵家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件事了。
战国时期的人口密度、土地开发程度，较之大一统之后的时代，都非常低。
人口密度低，意味着主要人口和资源都集中在主要的城池附近。土地开发程度低，意味着交通条件很差，在秦国大肆搞交通建设前，哪怕是中原，主要道路是非常有限的，县与县之间，往往只有一条狭窄的驿道相连。
以上两点，决定了战国时期的战争模式，只能是拔点平推为主，即沿着道路一座城池一座城池地攻克，最多加一点围点阻援的花样。所以对战国时战争的记载，往往是某年某月，某人拔某城。
人口和资源集中，决定了进攻方必须要去攻占城池据点，占领一片鸟不拉屎的未开发土地毫无意义；而有限的道路交通，对于军队的开进、后勤补给的运输都造成了极大的限制，注定了进攻方不可能绕过敌国的前线城池，玩蛙跳作战。
于是，进攻方的进攻路线基本上就是可以确定的，防守方只需要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到敌军进攻路线上的某个主要城池，严防死守就可以了。即便是鄢郢之战里，秦军已经占据了天大的优势，但依然无法绕过鄢城，去攻打楚国腹地，白起才不得不艰难拔城。
所以，在战略层面，战国时代的战场环境，确实对防守方是有利的。
放到战术上说，冷兵器时代，守城攻城，守城一方占很大便宜，几千人据守，居高临下，往往就能挡住数万雄兵，除非真有几个不怕死的开城门硬刚。
那个外黄令张耳，显然不是这种人，他也怕城外的秦军只是前锋，后面还有大部队呢。
黑夫心里是这么想的，但他也不至于傻到当众反对顶头上司的提议，只能寄希望于主将杨熊能驳回此计。
然而，让人诧异的是，杨熊却再度笑着采纳了，让众人立刻下去做准备，或负责诱敌，或作为伏兵，藏在营内。
“这位率长想作甚？”黑夫有些疑惑，从言谈来看，杨熊并不是个愚笨不知兵的人啊。
果然不出黑夫所料，在让刑徒戍卒们散漫地出营，装模作样地挑战了一天后，外黄依旧大门紧闭，外黄令一点出击迎战的欲望都没有。
那位县侠张很清楚自己要的东西：守个七八天，打退一场进攻，证明自己没有辜负魏国，就可以跑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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