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和他的随从，包括日本人义贺少佐在明亮的灯光下打麻将。
麻将打累了，便回各自的包厢休息。
6月4日清晨，专列呼啸着向皇姑屯开去。
花车里，张作霖与六姨太似睡非睡。
张作霖虽然才50多岁，但脸色发青，战乱与内外忧困，使他脸上的皱纹显得分外深，与妖艳妩媚的六姨太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警卫人员在警惕地东看西看，其他大部分随员还未起床。
有的一夜未睡，刚刚进入梦乡，发出一阵又一阵鼾声。
有的人已经起床，在过道上打太极拳，借以舒筋活血，排解旅途的疲劳。
车厢里，惟有日本人义贺少佐在卧铺上不安地翻动着，他不时地看看手表。
忽然，他从铺上取下一条毛毯裹在身上，装着上厕所的样子，穿过通道，径直向后面的公务车走去，并用毯子裹紧身子躺在后面车门的通 道上。
这时已是清晨5点半，专列准时来到日本人为它设置的“必死之阵”。
河本的主要助手东宫大尉紧张地注视着这列专车。
当张作霖的花车通过爆炸物时，他一按电钮，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顿时烈焰滚滚，黑烟弥漫，张作霖的专车被炸得粉碎，车身崩出好 几丈远，花车只剩下底盘。
仅受了一下震动的义贺从车上跳下，看到此景兴奋极了，但他只说了句：“啊！好可怕呀!
”
专列爆炸时，张作霖的六姨太当即被炸死，张作霖身受重伤。
他被卫兵严密保卫起来，不准任何外人来见。
张作霖大概知道自己已不行了，便痛苦地一字一顿地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
告诉小六子，让他赶快回来!
”
说完便于6月4日上午9时半去世了，终年54岁。
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河本大佐在事前嘱托一个叫安达隆成的日本浪人找到流氓刘戴明。
刘戴明以前因被张作霖免去部队长的职务，对张作霖怀恨在心。
安达隆成以两万元的报酬要刘戴明去找三个“游民”。
刘戴明找好人后，每人先给了50元，让他们于6月3日在日本人经营的澡堂洗澡换衣服，然后连夜赶到满洲铁路陆桥附近的日军哨所听候命 令。
由于其中一人中途逃跑，伊藤便告诉剩下的两个人，他们的任务是在火车到来时投掷炸弹，炸坏列车，并交给他们3封信。
其中两封是刘戴明伪造的南军炸车命令，另一封是国民政府写给某人的密信。
河本派车把他们秘密送到炸车地点处死，诈称他们是国民党北伐军派来的炸车凶手。
张作霖的专车被炸后，日本政府赶快派出工兵抢修铁路，欺骗公众舆论。
同时，一面派内田领事向奉天当局建议共同调查此案，一面到处散布这是南方派来的游击队干的。
20多年后，河本大佐在中国人民的审讯面前不得不承认：“张作霖是我亲自指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的人员干掉的。
我指挥他们事先在沈阳北一公里半京奉路和南满路交接点皇姑屯布下‘必死之阵’，设置了30麻袋黄色炸药，在500米的了望台用电气机控 制触发爆炸。
在交叉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在附近又埋伏了一排冲锋队。
1928年6月4日5时半，张作霖所乘的蓝色铁甲车刚刚开到铁路交叉点，东宫大尉一按电钮，装甲列车全被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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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作霖之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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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炸死张作霖的本意是，以张作霖之死，引起社会混乱，乘机出兵，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用武力彻底解决满蒙问题。
为此，在炸车后，又在奉天城内日本侨民会等处连续制造了爆炸事件。
6月9日，让5节兵车在锦州与榆关之间的新车站脱轨倾覆，使京奉路一度不能通车。
6月9日至12日，连续在商埠、沈阳市内等地不断制造爆炸案。
16日，18万日军在沈阳南浑河沿岸举行大规模野外演习，并高唱：“南满是我的家乡”，蓄意挑衅。
但日本关东军因未确知张作霖是否被炸死，未敢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行动。
皇姑屯爆炸案的发生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系列恶劣行为，使奉天当局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诡计。
他们便采取各种办法，严密封锁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密不发丧。
为了获得张作霖的消息，奉天总领事馆专门派日本医生去看张作霖，但被拒绝。
总领事材久治郎派妻子等日本太太们假装去张家探亲，打听消息。
但张家警惕性很高，五夫人寿太太与平常一样化妆搽粉，且面带喜色。
日本太太们见五夫人面无悲色，又隔窗望见张作霖的卧室灯光明亮，人影幢幢，平静如常，便相信了“大帅只是受了伤”的假话。
为了蒙蔽日军，张家的厨房每日照常给张作霖做饭，侍从按时送水送茶，医官杜大夫天天来府上假装看病换药，并认真填写医疗经过和处 方。
这一切都使日本人真假难辨，不敢按原计划行动。
张作霖的专列被炸时，张学良正在邯郸北临洛关车站指挥奉军第三、四方面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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