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在这时，张学良突然收到王以哲军长由洛川发来的一封密电，内称：“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有机密要事，要求 向副司令面陈。”
张学良接到电报后，第二天即乘他的波音号座机飞抵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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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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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源是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在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俘虏。
红军不但未虐待、枪毙他，还给他医伤，发给他一套新棉衣，吃的饭也比红军战士的好，后来行动也比较自由。
他亲眼看到红军官兵平等，团结友爱，政治、文化生活非常活跃，也听到许多红军在长征中的故事。
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经常跟他谈心，向他讲述团结抗日的道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次，他提出要见红军负责同志。
党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见了他。
他向李克农讲述了自己的思想变化和对红军的敬佩，并提出回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
他说：“不知红军相不相信我，敢不敢放我走。”
李克农当即表示可以放他回去，但担心他回去后有危险。
高福源态度非常坚决，并说他是有把握的。
于是党中央同意高福源回去。
行前，李克农亲自送他，并嘱咐他，回去后先以个人身份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有诚意，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去谈判。
张学良飞到洛川后，为了考验高福源是否靠得住，同时也看看他的胆识，与王以哲军长商量后，决定先给高一个下马威，所以接见时态度 十分严肃。
当高福源向他行军礼报告后，他拍桌大骂：“高福源，你好大胆，当了俘虏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枪毙了你!
”
说着就把手枪拔出来。
王以哲赶快上去拦住说：“副总司令，你让他把话说完再枪毙也不迟。”
高福源见张学良这样待他，索性把心一横，将要说的话和盘托出。
他的话有情有理，尤其讲到抗日问题时，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张学良本来就是做戏，听完高福源的话，也不由掉下了眼泪，赶快拉着高福源坐下说：“你回来很好，你说得也很对。
我刚才是想试试你的真情和胆量。
现在我们坐下慢慢谈。”
这一天，他们三人整整谈了一夜。
张学良非常高兴，让高福源休息一两天立即回去，请红军派正式代表来谈判。
高福源于1月16日回到陕北苏区，向李克农报告了经过。
李克农还带他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
毛主席当即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见张学良。
李克农一行于1936年2月25日抵达洛川。
王以哲军长立即用密电报告张学良。
张学良回电说他因事去南京，让王以哲好好招待，先谈一些具体问题，重大问题待他从南京回来再定。
王以哲遂先与李克农商谈了红军与东北军67军局部合作问题，并达成四条口头协定：第一，为巩固东北军与西北军一致抗日，确定双方互 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第二，双方同意恢复在鄜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第三，延安、甘泉两城恢复正常关系，东北 军所需物品可向苏区群众购买，红军给予便利；第四，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
这次初谈达成的停战协定，为全面合作奠定了基础。
3月3日，张学良返回西安，第二天便急匆匆飞到洛川。
他完全同意王军长与李克农达成的口头协定，并风趣地对王军长和赵镇藩参谋长说：“我是整销，可不是零售啊。”
张学良在李克农住的小屋里进行了整整一天一夜的会谈。
会谈间，宾主都很随便。
张学良十分坦率，谈笑风生。
李克农机智幽默，辞意恳切。
会谈主要讨论抗日问题。
张学良提出：“蒋介石力量最强，为什么共产党不联蒋抗日而主张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日强我弱，抗日应该 怎么个抗法?”等等。
李克农向张学良做了许多解释工作，但有些问题仍然没有说服张学良。
最后，张学良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或周恩来中间推出一位，再进行一次会谈，地点在延安城， 时间由中共定。
双方还商定，由中共派一位政治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予以掩护。
张学良为了更直接、更好地与中共接触，以推进“剿共”名义，报请蒋介石在洛川设立“西北剿共前进指挥所”，并说他要到前方亲自督 战，因而受到蒋介石的嘉许，复电称：“陕北军务，得弟亲往督饬，收进击之巨效，立歼灭之大功，在此一举。”
4月8日，周恩来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延安。
4月9日双方在延安城内天主教堂举行了会谈。
参加会谈的共有5人，即周恩来、张学良、李克农、王以哲和刘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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