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对这段历史有过专门研究的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的推测，当时陶孟和之所以很痛快并热心“进军西北”，他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这就是“名义上是迁，实际上是添”，即社科所本部仍在李庄扎根不动，凭借政府拨发的一笔经费，另外聚集一部分人马在兰州安营扎寨，形成事实的社科所分所。如此这般，经费既足，人马强壮，活动范围广大，就自然能产出丰厚的科学研究成果，陶孟和与整个所内人员也可借此扬眉吐气，以雪自离开北平加入中央研究院以来的种种怨怒与耻辱。
潘氏的推测自有道理，但似不全面，此次所谓的“进军西北”，显然是陶孟和借机摆脱傅斯年的压力，把社会学所从李庄撤出，他本人带领一帮难兄难弟进驻兰州，从此与傅斯年本人和史语所彻底断绝交往，以图眼不见心不烦，弄个难得的清静。按照当时朱家骅与蒋廷黻的设想，所谓兰州以西，不过在兰州郊外，或者在兰州与西宁交界之城镇罢了。当朱家骅与蒋延黻请示介公，这个“以西”到底要落实到何处时，想不到蒋介石大笔一挥，写上了“酒泉”二字。这个酒泉是处于兰州以西千里之外飞沙走石的不毛之地，陶孟和与手下的弟兄果真到了这块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如何自处？又会有什么作为？如此一着，令所有热心奔波者都感到冷水浇头，全身发凉。
既然党国领袖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朱家骅与蒋廷黻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耍布袋戏，以此来摆弄精明如猴的介公。陶孟和得知此情大感沮丧，但一时又想不出对策。正在几人无计可施之时，此事被蒋廷黻讥讽为中央研究院“太上总干事”的傅斯年闻知。傅未作深究，又以“太上总干事”的习惯和派头主动致信朱家骅，开始替这位交情甚笃的上司排忧解难。信中说：
……此事大可发愁，酒泉严格说仅一油栈，如何设社会所，其中既无经济可以研究，亦无文化接触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触最好在西宁），社会所如在西北设分所，必以兰州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点若不改，后患无穷。若名称上在酒泉挂社会所之牌，必为空洞。以介公之热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为空洞，非真迁也，恐本院整个蒙不良之影响。”又说：“本院似不当把社会所实际上放在李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而谓不在兰州也。”[28]
傅斯年写这封信的时候，的确有点“太上”的架势，对朱家骅、蒋廷黻与陶孟和串通弄出的这个到西北创办社科所的主张，表面上热心，实则心存介蒂。傅意识到西北之重要，但只是限于政治上之危局，至于朝野上下掀起的西北建设和立国之本之类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并有轻视之意。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指导下，傅斯年对陶孟和主张社科所搬迁西北的构想，曾戏谑道：“引当时报上一名词云‘阳奉阴违，贻误要公’以为笑谑。”
两个月后，傅斯年综合各种信息分析，突然感到苗头不对，陶孟和如此热心“进军西北”，分明是和自己争地盘的一个阴谋。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招降北平的陶孟和旧部时，满身霸气与嗅觉敏锐的傅斯年就曾专门找到陶订了一个“君子之约”，其中有“近一百年史，即鸦片战争起，由社会所办，其设备亦由社会所”。而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则由傅主持的史语所办，社科所不得染指。傅斯年在后来的行事中，确是实实在在地履行了这个君子协定。史语所研究人员全汉升“昔有志治近代一问题”，被傅斯年及时阻止，傅命其研究范围只能在清初以上，不得窥视近代。傅氏如此，陶孟和也只好号令手下弟兄不能窥视近代以上，两所人员可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井水不犯河水。令傅斯年想不到的是，此次陶孟和借“进军西北”之机，已经暗中招兵买马，扩军备战，开始了实际行动。据朱家骅透露，陶孟和欲把顾颉刚在重庆办《文史杂志》招聘的费孝通、韩儒林、李安宅等辈，全部弄到驻兰州的社科所分所，以壮声势。李安宅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与费孝通亦师亦友；韩儒林虽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但后来任教于燕京，顾颉刚在重庆时，一度受中央大学校长顾孟馀邀请，出任中大出版部主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工作，则由顾氏推荐的这位蒙藏史专家韩儒林主持。
几年前在昆明时，傅斯年就因吴文藻、费孝通鼓捣出一个所谓的“民族学会”，另立山头与史语所相抗衡大为恼火，直至双方干戈相向，傅用奇计把吴、费等辈山头推倒削平为止。现在陶孟和又暗中拉拢集结费孝通等“燕大派”进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企图啸聚山林荒野，与史语所抗衡对垒，这还得了？于是，傅斯年立即致函陶孟和，内有“恐有大规模之重复在后，未便再颟顸下去”等敲山震虎式警告和交涉之语。陶孟和正为“分店在兰，牌子在酒泉”之事如何蒙混过关大伤脑筋，忽见傅斯年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横加指责，自是不甘臣服，当场挥毫予以反击：“……今又遭一再鞭扑，且警告以所请之人不得任为研究员（实际上现仅有一人），弟行能无似，如足下承认弟无资格进行西北工作，或须完全退出‘中央研究院’，尚祈坦白告我为幸。”[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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