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的症结
李约瑟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演讲完毕，又与傅斯年等学者进一步讨论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何自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这个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李氏在强调了中国的气候、地理环境、经济的、社会的、知识的，以及政治的原因与欧洲不同外，特别对中国的官僚制度作了深刻的剖析，认为正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官僚体制，扼制了现代科学的发生和发展。[34]在谈到西方与中国的区别时，李约瑟说：“我自己并不是欧洲中心论者，但现在欧洲大部分人相信他们从一生下来就处在世界文化的中心，并非常有信心地走自己的路，他们相信沿着这条据说是万无一失的路，就能够走向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未来。中国人就不同了，我相信中国过去伟大的科学技术曾给整个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但现在的的确确是衰落了，这个民族正处于封建的农业文化之中，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就必须面对世界……”坐在一旁的傅斯年听着对方这番宏论，越听越感到憋气与恼火，突然跳起来大声道：“***，我们都折腾几千年了，怎么中国总得面对世界呢！”
傅氏的话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但又觉得有说不出的悲凉，尤其结合眼前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国难家愁，更感苦痛，气氛高昂的讨论场面骤然而降。李约瑟意识到刚才的话可能刺伤了学者们特别是“大学者”傅斯年的自尊心，有些尴尬地咧着自己特有的女性式性感的嘴笑了笑，心中默默记住了这个教训。在以后的日子里，李氏在与中国学者的讨论中，再也不敢妄加评论和不明人情事理地说中国人要“面对世界”了。而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不断了解，聪明过人的李约瑟决定入乡随俗，按中国人思维逻辑为人处世，并多次入山学道，给自己起了一个“十宿道人”的名字，以示对中国道家文化的崇拜。往后的日子，无论与学者还是官僚打交道，皆谨小慎微地向外喷吐令对方欢喜的呈莲花状光彩的言辞，以博取“他人高兴我高兴”的大团圆气氛。
李约瑟的中途转圜，令中国官僚与学者很感受用。按照“有来无往非礼也”的惯例，甚觉对方给足了自尊和面子的中国官僚，甚至包括翁文灏、傅斯年、汪敬熙、毛子水等学者，又回过头对既“了解我们”又“雪中送炭”的“最使人想念的朋友”李约瑟不遗余力地鼓吹起来，直至把对方吹到看不见的云空，像孙悟空一样腾云驾雾翻起跟头。而这个时候，在中国千万官僚和学者中，似乎只有一个人醒着——这就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李氏后来在谈到毛子水发表的《中国科学思想》一文时，对毛氏肯定李约瑟所说的两件事：“(一)西欧近三四百年的科学，的确是我们古代的圣哲所不曾梦想到的。（二）如果中国以往有西方那样的气候、地理、社会和经济的因素，近代科学定必发生于中国……”等观点，皆不以为然。李济说：“我没有机会读到李约瑟的原文，不敢保证李氏原文的语气是否如译文给我们的印象；但我听过他在李庄讲过这一类的题目，他的大致的意见似乎是这样的。不过，在那时他来中国的使命，带有外交性质，故除了搜集他所需要的资料外，自然也要争取中国读书人的好感，所以说的话也必定捡取最好听的。至于他的内心里真实感觉如何，就无从揣测了。我个人的记忆，他似乎有些话没全说；不过，没说的话不一定是不好听的话。”
对此，李济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有过科学，而是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目前）我们所要的是科学的成绩，不是科学的本身；我们对于科学思想的本身，除了少数人外，仍不感兴趣。我们尚没摆脱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假如我们要规规矩矩地提倡科学思想，我们应该学禅门的和尚；因为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科学思想的起点也在此；科学思想里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文章”。[35]
尽管李约瑟有些话没有说，也可能在与中国官员、学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入乡随俗”地应用了一些“世故的说法”。但他在扬子江头的李庄古镇与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甚至王铃等年轻学者的讨论中，加深了对中国科技史料的认知与推测，坚定了此前的看法——也就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之后，中国的官僚体制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当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事实。但是，在这一越来越僵死的体制下，却又暗伏着一股人民大众不断发明创造的潜流，即是在最严酷的冰冻时期，这股潜流也流淌不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献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珍贵资料，便是这一现象的明证。而对这些纷乱杂陈的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作为现代学者，就需要进行严谨的鉴别、研究，从中抽释出真正属于“现代科学”的物质精神财富，才能促使那些傲慢的西方学者注意，并使这些资料转化为真正现代科学的酵母和新动力。就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李约瑟本身的收获而言，令后来的研究者几乎达成共识的是，如果李氏在这次访华使命中，没有得到蜗居在李庄的学者们启发和鼎力帮助,他所主持的闻名于世的具有划时代性质和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大厦的构建，或许还要推迟若干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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