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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_岳南【完结】(129)

  刘燿是抗战前史语所发掘殷墟时自河南大学招收的毕业生,与石璋如一同进入史语所参加殷墟发掘,算是傅斯年学生辈人物。抗战事起,刘燿随史语所抵达长沙不久,离所径自奔赴延安,化名尹达投入了共产党阵营。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后进入范老(文澜)领导的马列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从事马列学说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面设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长。傅是在出版局所属的一口窑洞里见到了这位尹科长的。

  尽管政治立场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师生此次相见,却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遥想战前的殷墟发掘,那是何等壮观气派,令人心旌激荡。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共对立摩擦,导师与弟子天南地北,一别数载不得相见,忆及前尘往事,各自欷歔不已。傅斯年看了尹达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绩,甚不满意,忘记眼前是中共治下的延安而不是自由进出的李庄或重庆,一时感情冲动,竟有些糊涂和一相情愿地动员尹达随自己一道回四川李庄史语所,重操旧业,接着续写尹氏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云云。这一提议,“对已经选择了革命道路的尹达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36]其结果是,尹达惊慌失措,傅讨了个没趣。后来,尹达致信傅斯年对此次相会的隐情作过委婉的解释,内有“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等语。表示“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37]此事只是尹达一说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并替傅挽回一点丢失在黄土塬上的面子罢了。

  由于尹达的关系,傅斯年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学术机关,见到了马列学院的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

  范老是傅斯年的学长,于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曾受业于章太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乾嘉老辈”,或曰“乾嘉余孽”,因而他“没有感觉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条出路”。[38]毕业后,范先后在几个中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做了近20年的教书匠。1939年10月索性辞职跑到了延安并很快受到中共高层重用,开始以头号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的身份敲起了边鼓。当毛泽东讲“年轻人应该起来打倒老年人”、“这是历史的规律”的那场讲演时,他就在座,毛还加了“范老你是专家,我讲的不对你可要纠正呀”那样的话。[39]未久开始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其中写到历代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与无耻,像配方一样按比例配制。据说该大作出版并经《新华日报》连载后,曾轰动一时。《简编》中的“商朝事迹”部分,老范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许多资料,同时对史语所及发掘人员的工作业绩给予了赞誉性介绍。其中在“商代的生产工具”一节中,说道:“商代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

  殷墟发掘专家李济说:‘大多数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这些东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类的礼器,在殷墟所见仍为石制。’又殷墟发现许多铜器,有矢镞,有钩,有矛,有刀与削,有斧与锛,有觚,有爵,有各种铜范。李济在论殷墟五种铜器说:‘殷墟铜器,以矢镞为最多,金属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时,才能用作箭镞,实际上在青铜时代用作箭镞的仍是骨与燧石,这就是说用铜的时代,并不一定用铜作矢镞。’”云云。

  来延安之前,傅斯年与在李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学界中人已看到了这部著作,但具体作何评价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从一贯提倡“新思潮”的“海龟”傅斯年对“乾嘉余孽”和“土鳖”们的反对与鄙视来看,恐怕难有好的评价——尽管老范早已“古为今用”地改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写此书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范老正在编写一部关于农民造反和“造反有理”的中国政治史,并打算本着马列主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傅氏得知此情,对这种治学态度表示赞赏,二人由此握手言欢,彼此增加了信任。至于傅斯年是否从范文澜处要到了陈寅恪请托之书,不得而知,想来这点事是不难办到的吧。只是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重新改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过发掘”的话。再后来,连“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笔给一下勾销了,只剩了草草6个字的“地下发掘证明”。[40]至于这闻名于世的殷墟遗址是人是鬼或妖魔鬼怪所发掘,在老范的眼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得到郭老(沫若)还有其他不同高位上的大人物喜欢,即为“求真务实”的成功之作。自此,无论是傅斯年、李济,还是董作宾、梁思永的名字,都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无缘。世人谈到安阳发掘与甲骨文研究,便“只知有忠贤,不知有皇帝”了。当然,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或董作宾早已跑到了台湾并进入了九泉之下,与阎王小鬼们交往起来,对于地面上幸存的马列学者们,是问苍生还是问鬼神,他们已无力顾及了。此行傅斯年是否见到了陈寅恪点名代为求见的林伯渠,仍是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见的可能性颇大。但即使相见,也不会有什么高深和隐秘的问题可谈,不过相互问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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