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国宝争夺战（5）
傅斯年之所以没有自杀，除了夫人看护有加，与傅本人心中牵挂着史语所同仁和他的故朋亲友亦有极大关系，也正是这一条若隐若现的锁链，最终拴住了他的心并延长了其生命。对此，陈槃还有一段关于傅斯年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人员赴台内幕研究中绝对不可忽视的记录：
自三十七年冬，首都告急，群情惶急，不知何以为计。
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入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
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盈眶者。
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
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17]
陈氏之说当属事实，但似乎又令人联想起古代坊间小说的某些情节。傅斯年在赴延安会见毛泽东时，谓对方“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其实傅的这段讲演也颇具梁山好汉们特别是宋江之流惯用的伎俩，具有典型的利用民众心理来达到目的的戏剧性效果，想来傅斯年是同样深谙《水浒》等坊间小说精髓的。或许此时的他并未想到利用和欺骗，而是把他的真心诚意借用这一古典戏剧性手法加以表达也未可知，无论如何，他的目的是达到了。全所大部分人员开始于惶恐纷乱中，携妻带子紧急逃亡台湾海峡那边的孤岛，只有吴定良、夏鼐、郭宝钧、逯钦立等少数人留了下来。
迁台经过是慌乱复杂的，而最终得以成行，除了傅斯年一手造就的史语所具有曾国藩谛造的湘军“兵随将转”的政治格局和习性，促成该所大部人员出逃的原因还有一个意外插曲，这就是济南城被共产党军队攻陷后，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被扫地出门，流浪街头。王氏在学术界属于德高望重的前辈，抗战期间流亡李庄达四年之久，与史语所同仁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闻知这位学界耆老的悲惨际遇，众人在潸然泪下的同时，也联想到了自己日后的命运，遂下决心离开即将被共产党占领的大陆，像当年的徐福桴海东渡一样出走台湾。
当史语所一行人登上轮船，心怀凄凉之境，在风高浪激的台湾海峡动荡颠簸时，傅斯年没有离去，仍继续留在南京，担负起抢救学界名宿硕儒奔赴台湾孤岛的重大使命。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学人抢救计划（1）
1948年11月29日，共产党所属东北野战军会同华北军区主力共100万人，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联合发起平津战役，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60万人展开决战。12月12日，北平城被解放军包围，南苑机场失守，国民党军气脉已竭，力不能支，平津即将陷落。蒋介石急派飞机空投手谕致平津守军各军长，以鼓舞士气。手谕末尾以悲壮无奈的口气道：“固守待援，不成功，便成仁。”13日，北平西效炮声隆隆，解放军发射的弹片从清华园上空“嗖嗖”掠过，校内师生及家属大为惊恐，纷纷逃跑躲避，清华陷入混乱。鉴于此情，校方只好宣布停课，师生员工自寻出路。
在国民政府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在蒋介石授意下，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很快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名单包括四类：
（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
（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
（三）中央研究院院士；
（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
计划既定，立即实施。南京方面急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令其迅速组织胡适等重量级知识分子火速南下，共商图存大计。密电到达，胡适却以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起身，而接到电文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也磨蹭观望。当时北平出现了一股北大将要南迁的谣言，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为稳住师生情绪，在积极筹备校庆活动的同时再三辟谣：“北京大学如果离开北平就不能称为北京大学了，所以决无搬迁之理。”事实上，面对解放军的咄咄进迫，胡氏曾有过把北平各大学迁往南方，再度成立像抗战中长沙临时大学或西南联大的念头，但仅仅是一个念头而已，尚未来得及详细筹划，解放军潮水一样涌来，国民党军在排空连壁的疾风猛浪中翻了几个跟头便成了缩头乌龟，躲在高大城墙包围的城中不敢冒头，只偶尔从箭垛的垛口，露出两只黑豆一样的小眼珠，滴溜乱转着寻找可以逃跑或投降的机会。面对这些乌龟王八蛋的软骨症加饭桶做派，胡适深觉失望和学校南迁无望。既如此，号称平津教育界“定海神针”的他，就面临着一个必须抉择的急迫问题——是留，还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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