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杜文章在香港发表后，电讯于第二天便传遍美国并在各大报如《纽约时报》等显要位置登出，稍迟又出现在众多的畅销杂志如《时代周刊》等刊物上，一时舆论沸腾，众人侧目。
就在胡思杜文章发表的三天之前，即9月19日，美国出版的ForeignAffairs（《外交事务》），发表了胡适花费四十天工夫写就的《斯大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一文。文章主要论述决定中国和亚洲命运的是两个历史事件，即张贼学良弄出的那个西安事变和美英苏三个邪恶轴心搞出的臭名昭著的雅尔塔密约，而这两件大事使共产党得到喘息并从中渔利，最终导致了国民党丢失了大陆江山。胡适在文中不乏替国民党台湾当局“说话”与开脱之意，真正动机如他给傅斯年信中所说：“夏间发愤写了一篇长文给ForeignAffairs，十月号发表，题为ChinainStalin’sGrandStrategy。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等人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我要人知道这是经过二十五年苦斗以后的失败。这段二十五年的故事是值得提纲挈领说一次的……”[16]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对“人民的敌人”（4）
因了胡思杜的战斗檄文以及表示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胡适的《斯大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一文也受到广泛关注，许多报刊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评头论足。胡适面对儿子措辞激烈的言辞，不相信自己亲手抚养长大的“小三”会作如此说。同前些时候他不相信老友陈垣会对自己射来锋矢一样，他认为此举仍是共产党耍的布袋戏，故意蒙蔽大众和对胡适本人施行刺激，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此，胡适在24日日记一条剪报旁加了如下两句话：
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变成了新闻人物！此当是共产党得我发表长文的消息之后的反攻。[17]
不管如何猜测，这个被胡氏夫妇称为“小三”的儿子确实成了新闻人物，当胡思杜与老胡适决裂的电讯传遍美国的同时，自然地传遍台湾。1950年9月23日，台湾《中央日报》第二版刊登了9月22日路透社香港电：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今日在左翼的《大公报》发表一文，斥其父为“反动分子，其罪行早和美帝有关”。胡思杜刻在北平，他声言和他父亲脱离关系，因为胡适是“人民的敌人”。
消息刊出，立即在台岛引起轰动，胡适在台的一些朋友闻讯大为惶恐，生怕胡适受到国民党密布海外势力的打击或暗算。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的傅斯年迅速作出反应，与胡适一样认为胡思杜的言论不是出于本心，乃是共产党胁迫或蒙蔽的结果。为维护胡适父子的声誉并顾及胡适本人的政治处境，傅以胡适手下“斗士”姿态，于9月29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声明，就他所知胡思杜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为胡思杜解脱，谓胡思杜少年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淳厚之人。1948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最后，傅斯年说：“共产党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于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大公报》上这一文，也不过一例罢了。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18]
胡思杜的檄文是否出自他自己的意愿和本人之手，或是他人强迫、代笔与修改，已无从查考。可考的是，此文经新中国成立后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等一流刊物转载后，迅速在大陆教育文化界产生强烈反响。——这是一个山雨欲来，海啸突至的信号。随后，相关机构发动北大文法两学院讨论“胡适思想问题”，并主使中文、哲学、史学、图书馆四个系科联合举行“控拆会”，由俞平伯、杨振声、顾颉刚，以及自称与胡适有过七年以上交情的汤用彤、朱光潜等人“带头控诉”。随着倒胡、骂胡的巨浪翻转升腾，胡适过去的同事、朋友、学生等大小知识分子在惊悚之余，见风使舵，纷纷跳将出来揭发批判胡适的“反动罪行”，表示与这条“丧家的，美帝国主义走狗”彻底决裂。未久，中共高层又弄出了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国高校与科研机构在集中力量对老少知识分子精神“洗澡”的同时，也把胡适、张伯苓、梅贻琦等人拉进来一并洗涮一番。[19]据1951年11月30日香港《大公报》北京通讯发布的消息说，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于11月16日召开第二次委员会议。参加学习的单位，由原定20个院校增至24个院校。另有研究机关如中国科学院、农业科学研究所、卫生部和铁道部的研究所研究人员参加，人数已由3000余人增至6523人。在讨论会上，北京大学汤用彤副校长说：“北大最近讨论胡适的问题，比较深入。”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杨石先主任委员说：“我们已进行讨论张伯苓的问题。由于张伯苓先生有很长一段时间离开学校，一般教师对他不了解，我们找了几位对张了解的人讨论。”又讯：“十一月十四日晚，北京大学汤副校长召集了十三位老教授，座谈北大一贯的主导思想问题。通过老教授们的亲身体验，并着重从历来的代表人物来进行分析的结果，公认胡适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在旧学术界集反动之大成的人物。会上发言热烈，罗常培先生并联系自己思想进行批判；特别是向达先生，反映历史系小组讨论时的情况，他们对胡适的学阀作风和反动行为举出许多生动的实例，作了感人的控诉，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南按：时汤用彤已改任副校长，马寅初任校长）同年12月，《新观察》刊发了记者肖离、王真的长篇报道，报道了京津高校6000多名教师参加运动的盛况，其中小标题有“批判胡适、梅贻琦”之语。这篇报道通过媒体的转载传到胡适手中后，胡对此极为重视，在附于日记的同时，又于文中多处加着重号，表示他内心的不服气与无可奈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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