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9]《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30]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贰陆》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31]《胡适的日记》，第3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32]孙敦恒《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载《吴宓纪念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33]转引《主角与配角》，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
[34]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载《梁实秋散文》，第一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
[35、36]《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37]《梁任公先生演讲词》，载《清华周刊》，第20期，1914年11月10日。
[38]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据云因倾慕明末清初顾炎武之行事、志向，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国学造诣极高，以能文善论著称于士林，被时人誉为最著名的国学家与金石家。此人对时势政治亦特别感兴趣，堪称革命家，为当时文坛政界备受瞩目的名士。其受业弟子多一时俊杰，如著名的钱玄同、黄侃、沈兼士、胡以鲁、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许寿裳、沈尹默、马裕藻、吴承仕、黄子通、刘文典等。由于弟子之多之出众，章氏大有天下儒林盟主之势，更受社会各界所重。当年袁世凯称帝，惧其凭借在学界身份和地位，以言论惑众煽乱，遂禁章于京师龙泉寺，欲杀之。内史监阮斗瞻慕章之才华，不忍，欲救之。乃谓袁皇帝曰：“武曌读骆宾王之檄布，犹许为人才，燕王受方孝孺之口诛，尚欲其不死。章之文章学术不可多得，无罪而戮之，公之智岂下于燕王、武曌乎？”袁动容，乃止。（陈赣一《新语林》，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南按：方孝孺终被燕王朱棣所杀。）
侥幸捡得一命的章氏仍性情不改，继续从事他的学术与政治主张，只是后来思想和学术眼光越来越僵化死板，尤其在对待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问题上，更是顽固不化，终被时代所淘汰，后来他的弟子也造起反来。据董作宾云：章太炎是那些不相信甲骨文并抨击对其进行任何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龟甲刻文不见于经史”；而龟甲乃“速朽之物”，不能长久，焉能埋于地下三千多年不腐烂；“龟甲文易作伪”，是最不可信的。他还说罗振玉“非贞信之人”，那末他流传的甲骨文也不可信。（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出版）同时，李济也说道：“本世纪（20世纪）头二十五年里，甲骨文在收藏家心目中之所以重要，主要因为这些骨片上发现的契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它们受到宗教式的尊敬，一些中国的古文字学家把它们视为中国古代最神圣的文字。但也并不是没有不同的看法的。这一时期的经学名家、古典音韵学大师、革命家并为孙逸仙博士的朋友的章炳麟，就认定甲骨文是以罗振玉为首的一群江湖骗子伪造的假古董。”（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的重要性》载《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关于章氏弟子造反事，李济举例说：有一件逸事有趣地记述了关于章太炎对待这些古代遗物，即殷代甲骨文的内心感受：‘在章太炎作生日那天，他的弟子黄（侃）季刚送了一份礼物，是用红纸包扎着的长方形东西，看去像一盒子点心。过后章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罗振玉写的四卷本《殷墟书契前编》。……’逸事的结尾仅提到，他弟子的这份礼物没被掷掉，被放置在自己的床头枕边。很显然他真的读了这些被他认为应判罪的假文字。”但据李济说，“章的看法，在安阳科学发掘证实这些新发现的甲骨卜辞存在后，仍未改变。”（《安阳》，李济著）
[39]关于陈寅恪放洋十数载未得学位而独得学问事，学界坊间多有赞赏者，但岂不知正是没有博士这顶帽子，才让好友吴宓“费尽力气”。可以想象，陈氏倘有一顶博士帽戴在头上，清华聘请事应该更加顺利，至少无需举荐者多费口舌，赵元任、李济都是极好的例子。据云，陈氏应清华之聘，除了吴宓竭力相荐外，还得到了王国维与梁启超的赞许与鼎力相助。
王国维与梁启超皆陈家旧识，王国维与陈寅恪均受过晚清大学者沈曾植（1850--1922）的指导与影响。沈是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学识渊博，早年通汉宋儒学、文字音韵，中年治刑律，治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并研究佛学。又究心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欧。余事为诗，郑孝胥、陈衍推他为“同光体之魁杰”，诗篇有《病僧行》等。工书法，由帖入碑，结体险峻，用笔生辣，生拙高古，奇趣横生。著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等几十种。1915年，王国维经罗振玉引识沈曾植，后二人情谊甚笃。沈为寅恪父执，与陈三立酬唱密契，作诗吟赋，共为“同光体”诗派领袖。寅恪作为晚辈亦对沈抱极大崇敬，向其求教问难。陈寅恪后来从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研究，与沈之影响颇有关系。通过沈氏这一中介，王国维与陈家相识相交并成好友。陈寅恪游学巴黎得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即得王国维作书引介（伯希和氏曾把敦煌藏经洞的经卷运出国外，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但作为汉学家，曾在傅斯年的帮助下，于1935年到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现场等地作过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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