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华档案馆所藏《研究院纪事》称，1927年6月，清华学校评议会在讨论李济函询其下年度待遇问题时，议决：“如毕士博方面仍续约，则本校继续聘李济为研究院讲师；如毕士博方面不续约，则本校聘李济为大学部教授。结果毕士博继续聘李济与之一同进行考古发掘，李济下年度仍任研究院讲师。”
关于这段公案，李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后来有一补充推断：“可能李济教的是人类学、考古学，不被人们视为‘国学’，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则——这一点或许最关紧要，李济受聘入国学院时，年龄尚不足二十九岁，太不够‘大师’的身价了。当时的助教和第一、二两届研究生里，比李济年长好几岁的也不乏其人。尽管如此，他确是货真价实的导师，也是第一位以特约讲师身份任研究生导师的，这是有官方文件为证的。对此，季羡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岁诞辰的座谈会的发言中明确提到，“成立时的导师应是五位，其中李济之先生当时的职称是讲师，但他属于五位导师之一。”李光谟在分析了几乎与孙敦恒所述清华的聘任制度之后，又说“看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终其‘一生’（四年之久），也仅仅在第一批导师中有四位是教授衔的，称他们为‘四大’，也的确是实至名归。”（李光谟《“好像刚出笼的包子”——记李济二进清华园》，载《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或许，这便是李济没有被后世誉为“五大”之一，而只称“五位”之一的缘由和内情吧。当然，那时的李济并不知道日后会为“几大”问题产生如此繁乱的纠葛与争论，他只是带着自己的兴趣与志向满怀激情地走进了清华园。
[48]袁复礼（1893—1987），字希渊，河北徐水人。1915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在伯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生物学、考古学和地质学，1920年获硕士学位。1921年10月回国后，入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在此期间，随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参加了河南“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1923年5月至1924年8月，在甘肃作地质调查，对中国石炭纪地层划分和古地理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与李济赴山西省西阴村遗址发掘。1927-1932年，袁作为成员之一参加了由中、瑞双方合作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到西北考察，并任中方代理团长3年（瑞典方面团长是斯文赫定）。在长达5年的蒙新地质考察中，全靠骑马、步行，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1928年在新疆吉木萨尔县三台大龙口首次发现了水龙兽、二齿兽和袁氏阔口龙等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称赞，为此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勋章”。1932年，参加创办了清华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和系主任。1937年后，在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为中国地貌和第四季地质学的创始人。
[49]就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事宜，毕士博代表弗利尔艺术馆，曹云祥代表清华学校共同商订如下协议：
（一）考古团由清华研究院组织；
（二）考古团的经费大部分由弗利尔艺术馆承担；
（三）报告用中文英文两份：英文归弗利尔艺术馆出版，中文归清华研究院出版；
（四）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暂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永久保存。”（见清华国学研究院档案）
[50]张光直《对李济之先生考古学研究的一些看法》，载《李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系列活动》（资料），李光谟编，手稿1996年6月。
[51]《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52、53、54、71、73、74、78]《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55]此次茶话会没有吴宓在座的原因，是由于吴已辞研究院主任之职，由梅贻琦兼理。吴宓辞研究院主任之职，情形颇为复杂，但总体而言是清华的吴宓一派与教务长张彭春意见不合，相互倾轧导致的。当时的张彭春与胡适、赵元任等庚款二届留美同学往来密切，与学衡派成员或支持学衡派者则成对立状态，想当初吴宓进清华乃学校正急需人才之时，且是曹云祥校长一手促成，作为教务长的张彭春与“暴得大名”的胡适都不好从中作梗，于是乃有了吴宓顺利到来并成为研究院主任的机缘。但自吴主持研究院工作后，情形就变得复杂微妙起来。在校长曹云祥行将出国之时，荐张以自代，因长期在校政施教方面不合，吴宓和张彭春彻底决裂，成为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由于派系的成见，吴与胡适、赵元任的关系也越来越生硬。当时深受校长曹云祥器重的张彭春，正在青云直向，一飞冲天之际，并不把吴宓放在眼里，并认为吴宓的为人为学是不值一提的，在人前人后很不应该地表露出轻视意味，这一点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出。1925年10月22日，吴宓初任国学研究院主任不久，正在志得意满之际，受邀为清华普通科学生作“文学研究法”讲演，万没想到的是，讲完之后，却被张彭春借机当场讽刺戏弄了一顿。为此，吴觉得自己“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张仲述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宓深自悲苦。缘宓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即无外界之刺激，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言辞中见出吴宓的书生本色，也透出他处境的尴尬与内心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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