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被打后为何戛然而止，与波急浪涌的伟大反帝爱国行动决绝，当然不是姓陶的或胡霹雳捣了一拳，或一个“万念俱灰”可以简单概括和解释的。就当时的情形论，傅氏一定有更多、更复杂的考虑或顾虑，只是这许多的想法在刹那间突然爆发而已。许多年后，蒋梦麟回忆说：“我认识孟真远在1919年，他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当时全国反日，所以奸人造这个谣言。我在上海看见报上载这个消息，我就写信去安慰他。”[16]蒋氏之说若果真属实，那也是“五四”之后的事情，似与当天傅氏被打了一拳下台并放弃继续参加运动无关，其中必然另有隐情。
另一个说法是，有几个学生秘密社团——多数是无政府主义组织，有意在4月下旬就要搞游行示威活动，并于“五四”前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严惩曹汝霖、章宗祥等媚日官僚，并作了携带小罐燃料与火柴烧毁赵家楼曹宅的计划（南按：后来曹氏向总统府控告赵家楼被烧情形时，就认为是被学生们用汽油等燃料所烧）。当时与无政府组织有联系的一个同盟会的老会员，为了使学生能够辨认章宗祥，把章的照片弄到手后转给这个团体成员观看，以便在殴打时能找准目标。而这一秘密活动，作为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傅斯年却蒙在鼓里，其他几位头目同样不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局势进一步恶化，这个无政府组织社团怕秘密外泄，于是在5月3日晚的紧急会议上利用各种方式说服其他同学第二天开始行动，即“利用了当时的大众的普遍情绪，争取到施展暴动的机会。”[17]若这一事实真的成立，学生队伍由北大至天安门再转入赵家楼，直至破门而入强行闯进曹宅之后突然火起，傅斯年等几位学生领袖已无法控制局势等等这一隐情，则得到一个相应而合理的解释。但无论如何，傅在当时和之后，一直是不赞成学生们到曹家进行打砸抢烧行动的。罗家伦也曾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者、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亲自说过：“他们多数人从开始就不赞成暴动行为”
，[18]但打砸焚烧的事情还是出乎傅、罗等人意料地发生了。当时有五个跳窗子的学生很快变成了传奇性的猜测，传说第一个爬墙跳窗进入赵家楼曹宅的是傅斯严，即时在北大预科就读的傅斯年之弟，当天他与未赶上撤退队伍的32名学生被当局逮捕。傅斯年在北大校园演讲台上正和姓陶的或胡霹雳挥拳飞腿地互殴之时，傅斯严正关在狱中生死不知，并且此次运动有被别有用心的党派和政客利用的苗头和危险——所有这一切，当是导致傅斯年此次退出风头正健的学生运动的根本原因。[19]
纵观傅傅年一生，号称“绝不参与政治”的他，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糊涂的莽汉，且有许多聪明过人之处。这种聪明才智既来自于他童年生活环境的熏陶，如梁山好汉们以造反起家，而又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精神浸湮（南按：傅的家乡聊城出过武大、武松、西门庆、潘金莲等《水浒》人物，武松打虎的景阳冈即在聊城所属的阳谷县），也来自于他那个聊城大家族的血脉传承，即儒家学说中“正统”、“忠君”思想的价值观。这一殊途同归的儒道墨法等诸家的杂交文化对其影响之深，从他后来对蒋家王朝这个以股份制形式合伙拼凑起来的政府班底，不抓上头，只抓下头；不揍蒋介石本人之头颅，专捏其两位下属（孔祥熙、宋子文），搞得介公整日喊痛并快乐着便可显见。而当江山易主，大地陆沉之时，他作为铁杆的“忠义之士”追随国民党政府横渡台海，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更是明证。有研究者认为，傅斯年一生的可惜之处就在于读书太多，否则将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成不了项羽、刘邦，也应比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或他自誉的“不过是陈胜、吴广”之业绩要辉煌得多，最次也不至于以“中国最稀有蟋蟀”和一个“傅大炮”或“一只学界大鳄”等名声流传后世。——但历史没有假设，人间世事纷纭，形势比人强，在历史的大舞台上频频出镜亮相的英雄豪杰，可惜可叹者何止傅氏一人哉！
世人看到的现实情景是，就在“五四运动”掀起狂涛巨澜尚未消退之时，北洋政府对支持学潮的蔡元培等十分不满，认定学生运动与北大提倡另类思想和“歪理邪说”关系甚大，拟施以颜色并加以收拾，甚而搞出了一个查封、解散北大，惩办校长等等秘密行动计划。校长蔡元培成为众矢之的，处境危艰。好在蔡氏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杰出人物，能沉着果敢，既不为权势所惧，又与政府官僚周旋，以减缓各方压力，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联络组织平津地区的国立大学校长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奔走呼号。经反复交涉，终于如愿。当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后，蔡元培为避其锋，也为了消解北洋政府的怨气，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悄然离京，远走他乡。
蔡元培走了，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毕业离校，怀着悲感交集的心情回到家乡聊城休整，个人前途命运处在一个历史夹缝和悬空之中。瞻念前途，一片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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