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之推理可谓独辟蹊径，异军突起，令人耳目一新。但细加琢磨，似仍有不能服人之处。其一，孙氏引用的唯一直接证据是顾潮所言，而从顾潮所写的这段文字中，看不出引用诸如顾颉刚《自传》、日记，或其它相关的证据材料，只是她自己的一说。显然，作为1946年出生的顾潮是不会比当时人对“盐谷一案”知道得更多、更准确的。这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即1936年胡适在致苏雪林的信中，明确有“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小人张凤举之言……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之语，这就是说，此事与顾颉刚无涉，事情坏在“小人张凤举”之手。面对这份颇有说服力的证据，深感绕不过去的孙玉祥作了如此辩解：“胡适这样说还是为了替陈源洗刷，也掩护了顾颉刚（那‘小人’不是顾颉刚，而是张凤举）。可谓用心良苦。可惜，顾颉刚的后人并不领情，还是白纸黑字地将这个‘功劳’算在了自己父亲头上。胡适若在地下有知，恐怕真会啼笑皆非。”
顾颉刚的后人“不领情”固然是自己的失误或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但非要说胡氏列举了“小人张凤举”就是为了掩护顾颉刚，在逻辑上可以讲得通，在证据上仍难令人信服。如果说他为掩护顾颉刚而不弄别人，却偏凭空造出一个“小人张凤举”做靶子，恐怕胡适地下有知，也一定会“啼笑皆非”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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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傅斯年与顾颉刚同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并同住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工字楼，二人始相识。这一年傅17岁，顾20岁。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傅入国文门，顾入哲学门。次年秋，二人同居北大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的顾颉刚，开始与“大气磅礴”、“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罗家伦《元气淋淳的傅孟真》）的傅斯年成为好友。1917年9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年仅27岁的胡适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主讲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三门课程。作为放洋七年，又是哲学大师杜威高足的胡适，讲授洋学问自是得心应手，但讲授中国学问就有些不同了。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年长的、国学深厚的名教授担任。在胡适登台之前，此门课程由号称“两足书柜”的陈汉章主讲。据说陈氏在台上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天上地下，云山雾罩地大谈伏羲、黄帝、神农、尧、舜、禹等等史影里的人物与故事，两年下来，才讲到商朝的《洪范》。胡适接课后，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编写讲义，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远古历史和古代哲学家的遗著。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采用“截断众流”的方法，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在开篇“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一章中，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材料，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西周行将覆灭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后讲起。如此一改，原来号称五千年历史被截去了一半，听讲者大为惊骇。当时在哲学门就读的顾颉刚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我是怎样编的》，载《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以下引文同）遭受了重大打击的学生们并没有就此服膺或向胡适投降，他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胡说”，于是有几个激烈分子开始鼓动闹事，琢磨如何把这位“胡说”的年轻教授赶走。顾颉刚有些与众不同，“觉得他讲的虽是哲学，不啻讲的史学，更不啻讲的是治史学的方法。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这个话是顾颉刚在几年之后说的，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恐怕他还不知所谓的“实验主义”为何物，只是后来胡适暴得大名，评论家们开始评头论足并与胡的洋老师对号入座之时，顾才晓得大洋彼岸有个叫杜威的哲学大师弄了一套号称“实验主义”的学说。
正在激烈学生分子要闹事倒胡的关键时刻，顾颉刚想起了在学生中颇有领袖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并劝虽不是哲学系的傅“何妨去听一听呢？”傅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专门听了胡适的几堂课。据说傅在课堂上曾几次以请教为名向胡问难，最后把胡适弄得汗都下来了，绝顶聪明的胡适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一路过关斩将，突出重围算是渡过了难关。自此之后，傅斯年同顾颉刚一样，对胡适的治学路数与学术思想从认可渐渐变为倾慕佩服。傅斯年不惜背叛他的指导老师黄侃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毅然决然地转向胡适，正如顾颉刚所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作为年轻的胡适而言，他在北大讲坛上站稳脚跟并长吁一口气的同时，对台下这批学生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在他看来，这批学生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人。”（《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许多年后，胡适曾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的想纹断中国的哲学史；因为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胡适作品集》，二十五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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