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要解释我们目前用“垂直”的方法编造预算的缺点，我虚构了“一个不幸的给养军士的寓言”，并在1959年6月25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说中提到过它。为了说明这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不妨在这里重述一下：
“从前有个连长，他的连里的伙食有些问题。士兵抱怨伙食不好，无故缺勤率很高，士气普遍低落。所以他决定亲自作一次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从外面请来任何专家。他感到并不需要营养专家或饭店经理的帮助。他正确地认为，外界不负责任的指导未必能有多少帮助——事实上他是一个老式的、即将被淘汰的、凡事都得亲自动手的人。
这位上尉没有花很长时间，就找出了问题所在。这就是给养军士管理厨房的方法不合适。给养军士是一个很好的、诚实可靠的士兵，但对管理伙食没有很多经验。事实上，他是由于在财政部工作出色，最近才被选调来当给养军士的。
“这位给养军士在管理伙食方面不是一个专家，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靠四位厨师。这就是产生问题的关键。这四位厨师脾气很坏，各搞一套，时刻相互提防，因此坚持始终在一起工作，而决不轮班。此外，虽然有一位厨师年龄较大，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头。
“尤有甚者，这四位厨师都各有一套，其中有两个人曾在一起受训，煮的东西大致相同。他们非常喜欢又松又酥的蛋白牛奶酥和肉饼之类的东西。第三位厨师是海味专家——法国厨师称海味为“海中之果”。第四位厨师是一个辛辛苦苦的喜欢肉烧洋山芋的人。他们各有一套，对每天的食谱从没有一致的意见。因此，每个厨师都有自己的食谱。
“结果，当给养军士在早晨到市场去买菜的时候，四位厨师都提出了不同的菜单，并且要求这位窘迫的给养军士接受自己的菜单。因为，时间总是很迟了，所以这位军士只能收下所有的菜单，匆匆忙忙去市场买菜。然而，他知道每张菜单需要他花去大约整个一天的菜钱。
“所以在市场上，他总是感到很苦恼，不知如何是好。四周菜贩大声吆喝，要他买他们的东西。给养军士也是到处都买，至少首先根据厨师提出的菜单买了一些他认为听起来合理、看起来还好的东西，他花完钱后，就回到连里，把东西交给厨师。他总发现厨师的情绪很坏，对他早上的工作很不满意。当然他们完全可能会这样，因为不管他们如何努力，他们从来不能够从给养军士买来的东西中做出三顿比较均匀的饭，来满足全连士兵日益增长的食欲。
“没有多久，这位上尉就决定：所有这些事情都做得不好。他把给养军士和四位厨师召集在一起，进行了坦率的谈话。他说：‘士兵们，我们必须改变这一切。军士，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四位厨师一起决定一张一周内适用的总食谱，并向我说明。如果四位厨师不能一起工作，就挑一位最好的厨师负责这项工作，把其余三位解雇。必须根据伙食标准来办伙食。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注意每一顿饭都分配得很均衡。而且符合营养标准。不要因市场上商人的吆喝而乱买。一定要根据总食谱所规定的去买。菜买来后，要厨师们根据总食谱做饭。如果你在改善伙食方面还需要帮助，可以成立一个伙食委员会，由几个最老的军士组成，并且不时地征求他们对伙食的意见。’
“这些工作都做了。伙食很快改善了。无故离队的士兵也归队了。士兵们再也不抱怨甜食太多、面包和肉食不足了。该在早饭吃的东西就在早饭吃，不在中午或晚上吃。士气高涨了。给养军士保持了他的饭碗，上尉也提升了。
为什么所有这些都成功了呢？因为这位上尉根据变化了的条件重新估计了情况，并且采取了下述方法，每个厨师都根据自己的技术和士兵的需要共同对每顿饭作出贡献。菜单的制定已经成为一种单一的横的活动而不是由四个敌对的厨师分头进行的纵的活动。结果，整个连就显得非常融洽。”
“不幸的给养军士的寓言”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将总统比作这位上尉，将国防部长比作这位不幸的给养军士，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三军参谋长比作厨师，那末，就可以清楚地得到关于改革国防程序的建议了。
按照当前的办法，当三军已分别向国防部长提出了各自的预算后，国防部长就把三军提出的预算合在一起，加上为国防部保留的费用。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作为本军种的首长，都参加了他们本部门的预算的编造工作，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作为一个集体，参与总的预算的编造工作。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国防部长才在1959年将1960年度的预算交给三军参谋长，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件事情在第四章里已有详细的叙述。它反映出，国防部长突然认识到他在将预算提交国会之前，需要取得各军种参谋长的同意。后来公众对这种做法的热烈赞扬，使政府重新考虑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编造预算时的任务。在这种任务没有明确之前，现行的方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它没有提供正式的办法，可以将军事需要、计划与预算结合起来考虑。这三个因素在每一个军部内得到了统一的考虑，但没有适当的步骤使其能在国防部内得到统一的考虑。结果，我们今天的军事战略就成了政府编造预算过程中的一种偶然产物，而不是有分析地估计军事上的需要和科学地编造预算（旨在利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国防资源来支持军事上的需要）的产物。在新的一年中，当预算增加时，我们的军事计划就按照过去几年中编造预算时所规定的方向增加一些。用导弹制造者们的话来说，这就是，军事计划根据“惯性制导"的方法执行，而很少或根本没有根据“指挥制导”的方法向前推进，使其适应改变了的世界形势。这些军事计划不仅庞大，因而难以修改，而且军界和经济界还有强大的力量主张维持现状。我肯定地认为，继续强调大规模报复政策和大战的需要，既起因于认为这种正统战略是正确的，同时也起因于在克服习惯势力和抗拒外界势力方面存在着实际的困难。从1953年以来就保持的各军种预算的分配比例，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在军事准备方面缺乏灵活性。如果1953年以来世界形势没有发生变化，这种固定的分配方式才算是合理的。可是我并不认为有人会说世界局势一点未变。我们可能对于这几年来的变化程度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很难相信世界形势没有发生变化的论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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