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帮玩数学的，怎么就跟军头搞在了一起？”
“‘王学’是钦定的算学本经，五都学子，多是要拿王孝通的正本来学习算学。这声望较之孔总理兴许是差了太多，可对北地军头来说，却是够用。辽州地方借用的，是王孝通的名声，而‘王学’子弟，不过是借用石城的产出，辽州的人力来发财。”
“换作以往，便是司马相如赚了一个卓文君。”
“正是这个道理了。”
别看辽州在国朝序列中比较年轻，早先还是汉胡杂居，更是灭亡高句丽的主战场。但因为战争的缘故，诞生了大量的中下级军官以及各种因功封赏的士兵。这些士兵在战争结束之后，虽然长期作为治安管理的从业人员，但同时也是最小的土地拥有者单位。
一个辽州的唐军府兵，往往比传统的河北道州县小农要富裕得多。
首先他们最少有一匹马，其次牛羊数量可观，因为能够获得督府、兵部奖赏，一定是有所斩获，这个斩获，行军总管府就算要抽水，抽得也没有朝廷狠，士兵可以留下很大的一部分。
然后这些府兵授田不是“中国”的三百亩，而是翻一番，六百亩起。土地并不肥沃，但绵延广大，东征驻扎原地，改籍辽州的府兵数量在两个府左右，五千人上下。总授田三百万亩，配套山地和荒原，总土地面积大概有五百多万亩。
基本山，这就是清空契丹、扶余等蛮夷之后的唐朝基本盘，而每一个府兵往往身后有十张嘴要养活。除了妻妾子女之外，还有奴婢、雇工。
凭借辽州的土地产出，根本不足以养活这么多人，那么要么继续打仗授田，要么开源节流。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除了打仗，老家种地的经验在辽州就是个屁，府兵们也就不得不琢磨着开源节流。
而石城钢铁厂的“数学家”们，恰好也在发愁，结束高句丽战争之后，这产量该怎么解决，总不能全塞到辽阳去盖个大城市吧？
唐朝虽然盐铁控制远没有汉朝那么严苛，但管制就是管制，只是留有余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石城钢铁厂要谋求的，就是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朝鲜道行军总管府，就是一条极为丰沛的路子。
除了常规兵部采购以及朝鲜道行军总管府的补给之外，朝廷当年镇压“巨野余孽”，是允许民间组成“忠君爱国民兵连”的。
而这些民间“武装力量”，大多谈不上什么训练，朝廷也不允许他们成建制地训练，所以武器装备能将就一下即可。
但是这是一个口子，民间组织在“中国”可以不搞事，毕竟要忠君爱国之余遵守法律法规。可在“番邦”，那就不用受这个制约。
于是乎，在山东、江南世族豪门组团刷东海副本的同时，民间“武装力量”大量输入“扶桑地”。
既有豪门需要护卫的因素，也有底层“混口饭吃”的实际需要。
多方因素搅合在一起，就有了奇葩的产物，石城钢铁厂生产武器装备，但没有在国内武装“忠君爱国民兵连”，因为是在国外武装的。
既符合朝廷的规定，又创造了业绩。反过来，为了做大业绩，石城钢铁厂的那些“读书人”，就需要更加专业更多数量的“忠君爱国民兵连”，这就是石城钢铁厂那些个“王学”子弟和辽州中下级军官、士兵搅合在一起的缘故。
单独拿一个“王学”子弟或者辽州军官来说话，根本不够徐州方面看的。但是，两个军府的府兵，足够秒杀任何一个地方大族。整个北地中原七十多家接近八十家老牌世族，想要凑这么五千精锐出来，想也不用想。
每个老牌世家，拉五千人马出来，那不叫个事儿，咬咬牙，凑个两万人的队伍，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想要五千贞观二十五年的唐军府兵，那是做梦。
贞观朝初期跟周边蛮族，是没有武器代差的，技术上没有差距，只有体量上的差别。
但是贞观八年之后，越是时间往后推移，唐军兵器越是犀利。
以往根据隋制的横刀，每次作战，砍卷砍变形是很正常的事情，辅兵时不时就要拿着锤头给战兵的兵器敲敲打打，有时候主要工作，就是把横刀重新敲打平直。
军器监换人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剧变，唐军府兵从自带装备自带干粮，逐渐转型为精锐装备靠配发。而这些精锐装备，全是消耗件，除非是战斗实在是激烈，根本没有时间补充，否则就是坏了重铸重造，不会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修修补补。
每一个唐军战兵，浑身上下，杀气不知道有没有，但就算有杀气，也一定被财气给掩盖了过去。
正常来说，一个蛮族首领用二十帐士兵换一个唐军战兵都是赚的，这年头打仗，数量固然重要，但质量更加重要。
中央军羽林卫能够三五百骑赶着数万敌军犹如赶羊，这就是金钱的力量。大多数蛮族弓矢，根本就破不了羽林卫的防御。一队羽林卫骑士发动冲阵，就是人头收割机。
这种情况，就导致原本社会地位应该相对偏下的中下级军官和府兵，在组团砍人的时候，居然不怂山东老牌士族。
而山东士族想要动用政治力量，这些个中下级军官也不蠢，早早地和“王学”勾结，那么最终在中央就是打口水仗，不会直接出现朝廷空降世家老铁来收拾一帮胆大包天厮杀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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