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裴该今日欲命虞喜制历，随口就说了：“我晋肇基之时，并未明改正朔。”本来不过拿改正朔之说来给自己编造理由罢了，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虞喜是聪明人，聪明人就难免脑补。在他想来，原来大司马是这个意思……晋朝肇建，未改正朔，所以才跟秦朝似的，多灾多难，还差点儿就断了根儿，可见正朔当改。再往深里琢磨，所谓改正朔乃权宜之计，最正统的还应该建寅云云，这是王肃的主张，而听说大司马在关中重用董景道，比较倾向于郑学……他这是打算通过改正朔来彻底打垮王学吗？
以裴大司马如今的权柄，他一旦站出来说王肃所言不对，咱们就应当改正朔，相信多半朝臣是不会站出来坚决表示反对的——尤其是国家几至倾覆，倘若把这责任推到已死的王肃身上，是他妄揣经典之故，而不是先君失德、群臣无谋，那多简单方便、喜闻乐见啊——则我新制的历法不就能够颁行天下了么？“岁差”之说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秘藏，而将成为学者们的通论啊！
想到这里，当即俯首，说：“倘若关中实无可修历法之人，喜愿领受大司马之命。”
裴该终于说服了虞喜，不禁大感欣慰。
其实他倒并不在乎改不改正朔，正月是哪一月，至于是否新制历法，也在两可之间——终究《景初历》用了还不到一百年，偏差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估计起码还能再顺利运行个五六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只是好不容易在此世见到一名科学家，又怎么甘心放他野生，而不一把逮住，支持、资助甚至于指引其研究啊？
然而晋朝对于天文历法的研究，职在太史，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太常，关中行台却没有相对应的机构，也不方便新造一个机构来负责修历。于是裴该便命郭璞行文长史裴嶷，打算暂时把虞喜安插在民部之下，给他调拨资金、安排助手，钻研天象和历法。
这纯属一拍脑袋，临时想出来的主意，裴嶷倒是不打磕巴，当即通过了。不过在裴嶷、裴粹，甚至于荀崧等人看来，大司马竟然想要更改历法……则其心不问可知也！
……
荀崧忙着准备猫儿和杨清的婚事，而裴该也于不久后果然下令，以此前悍拒沁水断后之功，晋升杨清为上尉，命其接替陈安，为枢部掾郭默之副。荀崧还觉得不够，乃通过朝中旧吏请尚书制诏，拜杨清为扬威将军。
眼看婚期将届，突然间刘隗跑到长安来了。
刘大连原本计划先去洛阳的，可是再一琢磨，王敦手里捏着司马睿的召兵之令，以及罢免自己和刁协职司的书状，所行堂皇正大，估计这状未必能够告得赢……尤其他过江后先逃去开阳，依附徐州刺史卞壸，卞望之分析过后，也觉得就目前状况而言，这口苦水你只有自家生咽了……
于是刘隗即请卞壸派人护送，把自己一路送到了长安，好来向裴该哭诉。
裴该听说刘隗到了，当即召见，然后也不顾刘大连跪在面前哭天抹泪，他就先斥责道：“大连，汝等行事，太过操切，岂有手无尺兵，而欲夺人僮客之理啊？今日之祸，实属咎由自取！”
刘隗急忙辩解道：“大司马在长安，于江左政事未必熟悉。今豪门日益坐大，丹阳大王政令几乎难出建康王府。且北侨南貉，肆意夺占田土，逼良为奴，建康几无可用之兵，府库亦空可罗雀，实在到了不下猛药，则痼疾难瘳的地步了！
“当此之际，晚一日释僮，则江左之病愈重一分，唯恐将来朝廷底定北疆之后，难以于江南施政，国家名虽全而实两分……是故吾等乃甘冒风险，施此善政，以为朝廷收拢民心，整理田地、户口，安收赋税。倘若今日不为此事，或许将来大司马只有发兵渡江，始可收取江南了！”
裴该听刘大连所言，也有一定道理。江南如何，他原本是不太关注的，只要你们别来扯我后腿就成，等我平定羯贼，一统中原之后，自可腾出手来，处理江南的问题。但如刘隗所言，如人染沉疴，其势日益凶险，就怕熬不到自己这慢郎中赶到府上，便要咽气……难道自己将来只能如其所言，调兵渡江南下，杀得人头滚滚，才能解决问题么？终究都是同胞，又怎么忍心下此狠手哪？
略一沉吟，就听刘隗又说：“刁玄亮确乎操切，乃奏请于六州之内，遍行释僮之政，是我好不容易才将他劝阻住了。原希望先于丹阳国内施此善政，比及一年，可释僮客、奴婢数万之众，于其中选兵，五六千卒须臾可得。
“且丹阳国内，豪族并不多，也就纪（瞻）、薛（兼）等三五家罢了，名望虽尊，武力不盛；其它王、周等南渡侨人于国中所置产业，于其亦不过杯水车薪而已。更加丹阳大王坐镇建康，则于国内释僮，阻力或许不大……
“乃自丹阳始，先释僮而得兵，并增赋税，则于明岁可望推行至吴郡、吴兴国等处。如此徐徐进取，有望成功……谁想政令尚未下于吴兴，而周、沈竟悍然掀起反旗……”
裴该轻轻摇头：“卿等既然杀鸡，则猴岂有不骇之理啊？”顿了一顿，又说：“且我以为，此必王处仲恶卿等执建康之政久矣，乃趁此机会，命沈充煽动周札，为其兵入建康创造机会！”
刘隗垂涕道：“我近日反复筹思，亦已明此……谁能想到王处仲如此狂悖，竟敢出兵要挟丹阳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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