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祖逖的病竟然大有起色，甚至能够起身理事了。祖士稚听其子祖涣说起洛中最近的流言，不禁怒道：“此必羯贼无能胜我，而欲离间我晋君臣也！”即请乃兄祖纳过府一叙，当面质问，说如今谣言满天飞，阿兄身为尚书，位在中枢，难道就束手无策吗？
祖纳苦笑着一摊双手，说：“我虽忝列中枢，岂能禁止人言？倘若大加搜捕，或将使人心更为混乱……”顿了一顿，又说：“我亦曾往谒梁公，彼却云欲归乌氏，不再干预朝政。强请之，乃云：‘大司马曾言：‘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祖逖连番咳嗽，好不容易才缓过一口气来，摇着头对祖纳说：“阿兄误矣，倘无外敌，乃可由其自败，如今羯贼觊觎在侧，岂能任由流言恣肆啊？以弟之意，不若擒几个恶徒，诬以为羯贼传播谣言之罪，明正典刑，则不必大加搜捕，而谣言或将渐息也。”
祖纳点点头，说：“此言有理，我当归与诸尚书商议。”其实心里说，这谣言背后若无推手，你的招数必定管用，既有推手，还能够起到多大效果就不好说了……
与此同时，关中地区却又有另外的谣言四处流传，包括司马懿诱杀曹爽、司马昭弑害曹髦，等等等等，桩桩件件，凡是从前司马家讳言的那些丑事，全都莫名其妙地被掀了出来。别说士人了，就连普通百姓和小兵小卒，你若是不知道这些事儿，跟人对谈搭不上话，都会遭到鄙视……
此事由裴诜、陈頵等人汇报给了裴该知道，但二人对此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却又不尽相同。裴子羽完全是应付差事——他终究不敢隐瞒裴该啊——而于应对之策，不肯有片言的表态；陈延思却说：“此言不知谁人散出，虽然非假，实不宜为贩夫走卒所议论，明公当下令严禁才是。”
裴该问他：“延思，所谓‘防民之口，甚于访川’，我若下令严禁，恐怕知者更以其事为真了。且若有人犯令，又当如何惩处啊？”这谣言好禁，真相怎么能够防堵得住呢？贸然下令，不更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么？
陈頵本身也束手无策，只是请裴该“可与长史、司马等商议”。裴该心说这事儿八成就是长史裴嶷搞出来的，还怎么可能跟他商量？而且估计裴文冀也只能散播司马家丑事而已，若想把话再收回来，他也没啥招儿……
其实正如裴嶷私下对裴粹所说，裴该对于司马家并没有什么忠诚心。来自后世的灵魂，但忠于国家、民族，而绝不会忠诚于一家一姓，更何况司马家作为国家的代表，又实在太不称职了。就好比后世有恨岳飞愚忠于赵宋的，此论固然无稽，却也因为赵氏德衰，根本不能够再作为国家、民族的代表，后人方始有此移恨。
倘若君主口碑尚可，国家领袖的担子勉强还算能够挑得起来，则即便后世，忠于女王就基本上等同于忠于英帝国，有什么问题吗？
裴该一心想要逐杀胡、羯，恢复社稷，使中国危而复安，百姓重见太平，在此基础上，是不是要让司马家继续作为封建国家的代表，完全可以事后再考虑——不过基本而言，除非司马邺真有英主之相，否则他大概是不会赞成续延晋祚的。
至于虚君制度，基本上不符合时代、环境的要求，虽然看似美好，却暂时还不能向那条道儿上走——除非中国真出现了具备一定力量和规模的资产阶级。
具体裴嶷、裴粹乃至裴诜、王贡等人在谋划些什么，裴该不必打听，自然心知肚明——对于他穿越前来之世而言，有太多的前例可资参考啦。但其实他从前一直在尽量避免这种倾向，因为大敌当前，内部不宜再起纷争，否则必使人心散乱，国家动荡，倘若胡、羯趁虚而入，那自己就真成为国家、民族的大罪人了。
估计此前，裴嶷等人也绝不敢往这个方向去想，只是胡汉既灭，关中静谧，裴该不但执了晋政，更行台于西方，俨然若一封国，其军势之盛，更居天下之冠。在这种新形势下，别说裴嶷了，就连裴该偶尔都不免有所动心……
但他竭力压制自己的欲望，一是想把基础打得更牢靠一些，二是大敌石勒尚在，这抗羯的统一战线必须继续维持下去。因此他才会在洛阳让渡部分权力给荀氏，免得行台与中朝起不必要的龃龉。
只是流言散布洛中，这事儿裴该管不了，也不便插手去管——估计荀、祖等辈亦无良策消弭。除非他裴大司马当即撤行台而复归洛阳，甚至于交出手中的军权去，自然流言不攻可破——但这种事儿，裴该又是绝不可能做的。
那么既然洛中的流言不能消弭，则独于关中钳制言论，反倒有欲盖弥彰之意。裴该虽然雅不愿这种状况发生，但当形势真走到这一步了，他也只能冷眼旁观，由得流言慢慢发酵……只希望能够尽快扫平并、冀等州，到时候不管再有什么突发状况，他也都不怕了。
于是急召陶侃、郭默等来，商议进军并州之策。此前已命刘央等于介休城下退兵，仍归平阳，而就陶侃的建议，若再发兵，当增刘央所部，直向西河、太原，同时遣另一军逾山去攻上党。只有两路齐进，才能够使赵军首尾难顾，可望一举而定并州。
当然啦，动兵的时机必须精挑细选，最好在洛阳兴师牵制住了石赵主力后再动手——希望祖逖的病真能够逐渐好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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