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素信钱凤，至于沈充……前阵子他利用沈充而“兵谏”司马睿，事后不得不破灭吴兴周氏，然后漏点儿利益给沈氏，使得沈氏之力更盛。那么对于一个无根基、无兵权，只能依靠自己的钱世仪，和一个根基深厚，本身私兵不下四五千数，随时都可能扯旗自己干的沈士居，谁更可信，那还用说吗？
因而王敦最终还是信用了钱凤之言，下令邓岳、苏峻自合肥城下撤退，并迁徙临湖、襄安和皖县数千家百姓，归于江南。陆衍趁机收复了庐江，并且东指徐州。
可是他晚了一步，谢风得到谢鲲的求救，已然先期自青州南下了——因为羯赵主力被压缩到了襄国，导致冀州方面再无大敌，谢风原计划是想趁机渡河去收复厌次等地的，因而多方筹措粮草，出兵的准备颇为充分。他甚至于请求历城的冯龙也发兵协助平定徐州之乱。
冯龙素恶苏峻，一听说啥，去打苏峻？当即首肯。于是合兵一万五千之众，几乎是倾巢而出，急驰而向下邳。马雄据守下邳不过五六日，听说苏峻已然败退江南，而当面敌军又甚勇锐，乃不敢久持，亦于途抢掠后自江都渡江而南。
苏峻残部六七千，屯扎在宣城郡内；马雄所部三四千，则屯扎在毗陵郡中，正好把建康城给夹在中间。邓岳因此规劝王敦警惕，王敦遂请建康政权下诏，拜苏峻冠军将军、徐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封邵陵郡公，使其南下新安；拜马雄安集将军、历阳内史（跟苏峻的徐州刺史一样，都是遥领），封将乐侯，使其南守会稽。
打算先把他们都赶离建康周边，然后再尝试徐徐分化瓦解之，夺其兵柄。
至于华朝方面，自然褫夺苏峻及其所部将吏的一切职、爵，命陆衍为徐州及豫东二郡都督——并将冯龙拨其麾下，为的是把“复仇军”从老窝历城调开。匡氏父子反正有功，使即入京受赏。
匡术有些担心，乃往恳求陆衍、王贡，说我此前从贼，并未能立大功以尽赎前愆，无颜去见天子……您帮忙跟朝廷说说，我先不进京成吗？王贡笑道：“将军何必顾虑。天子御下宽厚，将军既反正来投，自可放心进京，朝廷当予犒赏，岂有加害之理啊？”
随即面色一板，又威吓道：“昔日苏峻若肯归洛觐见，天子必寄付重任，何至于因疑忌而生乱心，进而败逃江南哪？将军若不归洛，乃是疑忌朝廷，则尚望朝廷信任将军么？！终究为苏峻故将，难道朝廷会让将军留在徐、豫，再做下一个苏峻不成？！”
匡术吓得一头的冷汗，只得将兵马交给陆衍，复与其子匡孝一起跟随王贡还洛。王贡与陆衍勘测地形，反复商议后，上奏朝廷，说待等国家安定中原，必然要平定江东，但无舟船，长江难渡。不如在巢湖建造战船，训练水师，以备不时之用。
裴该即命以卫循为水师都督，使其前往巢湖，造船练兵。
卫循卫因之在晋时即任淮海都督，主要负责东海上南北商旅的管理，以及青州几个港口和“海军”的建设。然而其成绩却并不如裴该之意——商业倒是管得不错，海上舟师却始终强盛不起来啊，那家伙究竟把精力和钱粮都花到哪儿去了？
等到代晋之后，建康政权不从王化，则那些吴郡、吴兴、会稽等地的海商，处境就非常尴尬了。绝大多数商团假装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继续与青、徐、幽、平，乃至三韩贸易——既然晋王没有严令禁止，华人又不拦阻，还照旧有定额收税，那咱们又何必因为政治纷争而放弃发财的机会哪？
但也有部分豪强趁机干起了海盗的勾当，劫掠所遇商船——谁管是哪方的，即便同一郡里出来，只要不属我家，皆可攻夺。卫循手上本来就没有多少能战之船，基本上难以遏阻其势，全靠南方豪族自发联合起来，形成类似于同业公会的组织，往往聚集大小船只十数条一起北向，才使得海盗行为渐趋式微。
所以说，南商不需要官家管理，自己就能够把海贸给搞得风声水起了，卫循因为不能禁绝海寇，威望下降，逐渐的只能在青州几个中继港口引水、抽税，而无法再掌控海贸。裴该考虑到，即便零星海盗，暂时也还不敢上岸抢掠——况且从长江直到马訾水（鸭绿江），目前只在山东半岛的曲成、黄县有几个中继港口，其余地区沿岸十里内甚至更远处，除了有官军设防的盐场外，就少有村镇和居民，即便海盗上岸，也抢不到多少东西啊——则大力发展海军并无紧迫性，因而才转调卫循于巢湖。
一方面，卫因之好歹负责过海贸，对于舟船的建造和管理，颇积累了一些经验；另方面，他当淮海都督时间也不短了，又曾经跟苏峻打得火热，则不趁机换个地方，怕会形成割据之势。
——即便无土地、无兵马，但长期把持一个部门甚至一个领域，上下皆其私人，朝命难以贯彻，同样可以称之为“割据”。
曾经有官吏上奏，希望能够关闭黄县等处港口，禁绝海贸，以免资敌——因为绝大多数海商都来自于江南，尤以卫循出身的会稽郡为甚。对此裴该分析道：“海商取江南之货，转输辽东，复将东北之货，转归江南，确乎获利甚丰，倘若把持在司马睿或王氏手中，确实不得不加以制约。然而建康见不及此，或者虽有心而无力，则贸易所得不能尽为彼等所用，有何可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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