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颐、魏力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诡秘行踪，早已置于国家安全机关的视线之内。正当刘颐再度踏上大连这座美丽的城市，企图猎获部队中的第二个“魏力”时，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把他“请进”了大连市看守所。
从此，那飘荡在空中的“7268”呼叫声，再也没有人理睬了！那“蓝衣女”连同情“她”下凡的人一起跌进了牢狱之门！
震颤的灵魂
1950 年11 月19 日午夜，我出生在S 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S 城外语学院的教授，母亲是当地越剧团的小生演员。娘胎里的我，注入了父母的基因，待我出生长大后，一方面继承了父亲严谨、善辩的学者风度；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母亲活泼动人的表演才华。在别人眼里，我不仅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叙事能手。我从小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在我3 岁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教我学习外语，希望我学有成就。再大一点，便能跟着母亲哼上一段《宝玉哭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少年生活是一杯杯糖水和一束束鲜花。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一切都乱套了，一切都颠倒了。人们的积怨、人的仇恨、人的自私、人的疯狂，都一一暴露无疑。父亲因与一位外籍女教师同室教学，便被打成里通外国的间谍。由于不忍莫须有的罪名的污蔑以及各种“创造性”刑罚的折磨，在一个早晨从5 层的教学楼顶上跳了下来，暴尸于大庭广众之下。
父亲被迫害致死不久，在全国上下一片插队落户的浪潮中，我背着一个反革命狗崽的臭名声，于1968 年，被分配到云南边陲的一个小山村。
农村是个大熔炉。8 年的农村插队生活，使我的筋骨锻炼得强壮有力。
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到农村的活计几乎样样拿得起，无疑是个飞跃。
我养过猪、种过田、割过胶、做过木匠、搞过理发，啥活我都学着干。
当时，我所在的大队有一个团支书，是正宗的“红五类”。不知啥原因，忽然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办起了一个英语短期培训班，叫我任教员。在培训班里，我结识了一位从北京来的女知青，到现在我仍能记得她的名字：
陈颖。她虽出身赤贫，可她娴静、斯文、聪明、典雅的个性以及标致的身段，严然像个名门闺秀。接触中，我们彼此间印象都不错。一天，我俩起了个早，去领略春城的雾景。云南边陲山多，雾好重；在一片白茫茫中，在重叠的岩影下，我俩并肩而坐，听风声，听猿鸣，我俩谈了好多好多，……有一句话，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底。她说：“假如我能一直留在雾中，该多好啊！
我看不清别人，别人亦看不清我。”是啊，一切都看得清清白白，该有多乏味！由于出身悬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想那种非份之事，根本是不可能的。况且培训班结业不久，她便被送去上了大学，从此就断了音信。
8 年后，“四人帮”倒台了。政策得到了落实，我也回到了S 城。人是回来了，原来的住房却没了，母子俩挤在一间狭窄的空间里。工作也不尽人意。我暗暗下定决心，要靠奋斗，靠自力，来改变我的处境。
机遇终于来了。1981 年，家中收到了中断联系14 年、远在美国的姑妈的来信。信中除表示对我父亲被迫害致死表示悼念外，还愿意为我自费出国留学提供全部费用。很快我便收到了经济担保书，随之办妥了护照与签证。
事情变得如此顺利，简直是一场梦。
1981 年11 月，我乘上了波音747 班机抵达美国的旧金山。前来机场迎接的是位年轻人。他手里举着一块塑料牌，上面写着我的大名：王大铖。牌子的左上角还贴着我的一张6 寸彩照。天晓得，这照片，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待道清了姓名，问明了事由，我便乘上了年轻人开的一部豪华轿车。轿车的窗帘紧拉着，与外面的世界隔开了。我索性闭目养神，稍事休息。车子开了大约一个小时，在一所乡间别墅门口停了下来，年轻人把我领进一个房间，转身对我说：“王先生，这儿是你的卧室，就在这儿休息，有事请按电铃。晚安！”年轻人走后，我自然地观察起我的“卧室”来，铮亮的地板，宽敞、舒适的席梦思，墙壁上挂着几幅美国的风景油画，彩电、冰箱、高级音响样样俱全。我暗想，姑妈家的条件还真够可以，市区有公寓，市郊还有这么漂亮的别墅。进而我便有些纳闷：这真是姑妈的家吗？姑妈为何不到机场接我？这位年轻人究竟是干什么的？我怀着疑虑、苦闷、孤独的心情，在这所完全陌生的房子里度过了难挨的3 天。第四天，那位年轻人带我去见“姑妈”，出了我的“卧室”，转了两个楼梯，便来到了我“姑妈”的大客厅，姑妈在哪儿？那里坐着的分明是位50 开外的中年男人。
“王先生，这两天生活得愉快吗？”“我姑妈在哪？我要见我姑妈。”“你姑妈4 年前就去世了，我是你姑妈的好朋友。你来美留学的事，是我替你办的。”“骗局，你们这是在欺骗人。”“欺骗？什么叫欺骗？你能分清欺骗和真话的界线吗？古人说，无谎不成状，无骗不成事。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欺骗往往比真话还重要。一个男人和自己的女人作爱时，还想着另外一个女人，你能说他们不是一对夫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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