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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特反谍奇战写真_李健【完结】(25)

  印度尼西亚当局接到中方的备忘录之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了3 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并在万隆市内集中了200O 多名警察,以及从爪哇省调来不少警察便衣,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戒严等措施。据说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对周恩来,他们也加强了随身警卫和现场警卫。他们专派了1 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5 名警察作为随卫。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了宪兵吉普车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8 名宪兵和8 名机动警察、3 名便衣进行警卫。至于周恩来座车的司机,则是专门从运输公司挑来的。这是个50 来岁的小老头,据使馆的人员说,听说给周恩来开车,当时有4 个司机都争着要来,没办法,只好让他们抓阄,结果小老头运气好抓到了。他喜出望外,不但把车开得又平又稳,而且一停下来就擦车,把车擦得锃明瓦亮,纤尘不染。

  周恩来倾倒万隆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当年1 月份就对万隆会议做出如下断言:

  这次会议的前途肯定是……在概念上有历史意义,在行动上就有疑问了。几乎所有的参加国都是不会满意的……会上有这么多不同的调子要唱,不见得会得到普遍的赞扬,认为这次会议会有肯定的结果,未免太冒失。

  但是会议的结果证明,那些以为亚非国家没有人叫口令就不会协调自己的行动的人是打错了算盘。正如苏加诺总统在开幕词中所说的,“我们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只要希望一致,多样化又有什么害处呢?”“我们是由比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当然,亚非会议经历过曲折,经历过风暴,经历过令人揪心的时刻。不论在会内还是会外,会前还是会后,始终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想利用与会国之间的分歧挑起一场争论,使会议无结果而散。

  事实上,从4 月18 日大会开始,争论就渐渐激烈,一直到第二天下午4 点多钟,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登台发言,紧张的气氛才突然缓和下来,凡是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人大概都忘不了这个转折。

  事情的起因是,在两天的全体会议上,有几位代表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同殖民主义一样的祸害,同时毫不留情地攻击另外一些亚非国家奉行中立主义,因而酿成了被许多人认为会议已难于避免分裂的危机。

  就在公布的全体会议临近结束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登上了讲台。他在说明他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讲稿散发、现在只作一个简短的补充发言以后,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寻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陡然之间,人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场鸦雀无声,屏息倾听。

  周恩来接着发挥了现在已经是人们熟知的命题: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周恩来心平气和地针对一些代表对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和中国的误解作了解释。他说,在第二次大战后,新兴的亚非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并不是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的。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不同的见解。”周恩来宣布,为了不想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不在会上提出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虽然中国的要求完全是正义的。

  这篇不到5000 字的即席讲话,找不到雄辩滔滔的外交辞令,有的只是一片谋求团结的赤诚。如果说发起会议的科伦坡国家在为亚非会议制定的目标中已经表达了要求大家越过歧异而寻找共同点的希望和祝愿的话,那么,周恩来则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求同存异的实例。

  万隆会议的第一次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大会顺利地转入秘密举行的3 个小组委员会。然而在从4 月20 日开始的政治委员会,也就是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风波又起来了,根子还是先前那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实行中立主义和同共产主义共处;一种观点反对同共产主义共处。双方相持不下,以致又有入得出了会议已不可能达成协议的结论。

  终于,到了最后一天(4 月23 日),又是成为争论中心而又从不介入争论的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总理周恩来,发表了某些代表所说的“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

  讲话最中心的几句是:“虽然我们信奉的意识形态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不同,但是我们的目的都应当是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基础。有人不喜欢‘共处’这个词儿;那好,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这个词儿。”障碍消除了。就在中国提案的基础上,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什么是和平共处的真谛?什么是求同存异的真谛?

  这就是万隆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使万隆会议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一个被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称之为“罕见的理性和尊严的会议”。通过大会、小组委员会和不计其数的会外交往,长期被隔绝和被分离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进行了接触,打开了正式建交和互助合作的道路。许多人来时素昧平生,去时已成知交,许多人带着误解而来,带着友谊回去。周恩来总理同纳赛尔总统和西哈努克亲王的相识就是这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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