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急匆匆地领旨回到军统局，当即召开所有在渝的“将”字号的高级特务会议，通报戴笠及222 号座机一天一夜失踪的消息，传达蒋介石关于派人寻找的指令。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局本部各部门及驻渝外勤机关负责人中少将级以上的大特务，一共20 余人。
当到会的大特务们得知戴笠已经失踪一天一夜时，不啻一声惊雷在头顶上炸响。多少年来，军统特务们无不把戴笠看成是军统的灵魂、化身和象征，甚至早已习惯了终日战战兢兢地在戴笠的淫威下生活，谁也没有想过离开了戴笠的意志、权威和漫骂，将如何生存。在过去，特务们均以戴笠的意志为意志，想戴笠所想，干戴笠所干，一切以戴笠的脸色为行动准则，早已失去了个人的意志、人格和思想，一个个几至成了政治上的植物人，谁也不敢想象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参加会议的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回忆当时的情形，只觉得自己“顿时浑身直冒冷汗，心想：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呵！”沈醉的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大多数特务的共同心态。
但是，当特务们听说蒋介石命令要选派1 个人坐飞机去寻找戴笠时，马上都像被霜打了的庄稼似的，一个个蔫着头。会场上鸦雀无声，谁也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生存是每个特务的本能，何况又是面临着抗战胜利后人人都将升官发财的灿烂前程，谁肯因为寻找老板而被共产党活捉，成为老板的殉葬品，结果断送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一尴尬的场面大大出乎毛人凤的意料，他本来以为会上将有一番热烈的竞争，人人都会抢着要去，结果在关系到戴笠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这些平时被老板视为心腹亲信加以重用的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挺身而出，肯去救主。这不啻是对戴笠鼓吹“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的无情讽刺和嘲笑。
毛人凤面对这一场面几至要哭出声来。他本是一个代主任秘书，地位与这些“将”字号的大特务只在伯仲之间，资历却远远不如这些大特务，过去他也仅仅是戴笠的传声筒，拉大旗作虎皮，替戴笠看家守门罢了。这些大特务们既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毛人凤也不敢对这些大特务指手划脚。现在戴笠生死未卜，他又如何能一下子指挥得动这些“头上长角”的混世魔王！最后，毛人凤在百般无奈之中声泪俱下地哀求说：“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太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在会场气氛几至凝固的情况下，倒是年仅33 岁的沈醉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去共区寻找戴笠的任务。沈醉既非戴笠的江山或浙江同乡，亦非戴笠的黄埔同志，只是出于报答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才决定不惜冒死成行。这也是戴笠平时注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效应。
沈醉是湖南长沙人， 1932 年初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到上海投奔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姐夫余乐醒，由其介绍加入特务处，初任上海区交通员，时年仅18 岁。这年的秋天，余乐醒命沈醉送一封信到杭州浙警校面交戴笠。
在浙警校特派员办公室，沈醉看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戴笠，中等年纪，中等身材，显得过长的长方形的脸，又宽又大的嘴巴，除了那双又粗又黑的剑眉和精光四射的眼睛让人望而生畏外，其他无一出众之处，不像平时特务们传说的那么可怕。戴笠望着新参加特务处、年仅18 岁的沈醉，十分高兴，立即放下架子，亲热、和气地询问沈醉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当沈醉谈到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戴笠哈哈大笑起来，一股同病相怜、惺惺惜惺惺的感情油然而生，亲切地对他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出来的。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就有前途。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做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
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说到这里，戴笠感慨地讲：
“你很幸运呵，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我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才有今天的呵！”这一天，戴笠破例跟沈醉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还送给他100 元钱，让他在杭州游玩。并亲切地拍着沈醉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同他一道去南京玩。”戴笠眼里，沈醉是初出茅庐，一张“白纸”，可塑性强，只要稍加笼络，即可培养成自己的心腹。1933 年5 月，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长徐昭俊因情报屡次失实，被戴笠下令扣押问罪。该组14 名组员，个个久历江湖，阅历很深，戴笠却破格晋升乳臭未干的沈醉任组长，并刻意教会沈醉一套驾驭下属的工作方法：一是自己会搞情报；二是奖惩分明；三是恩威并济；四是运用团体纪律。这是戴笠多年在宴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用人思想，轻易不对外人言，却毫不保留地传给沈醉，可见对其希望之殷切。这一次，戴笠调沈醉随自己同入厦门搞策反活动，一则充作助手，协助自己搜集情报；二则让他开开眼界，学习学习；三则进一步考察运用，观其表里言行；四是加深感情，以作心腹。一路上，沈醉把任组长后组里的情况和心里的苦恼一一向戴笠作了汇报，特别是一些老资格的特务对沈醉阳奉阴违，各行其是，极难驾驭。戴笠一边笑着安慰：“年轻人别着急嘛，干什么都要慢慢来”；一边令人不寒而栗地开导：“对部下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那些不服从命令、软硬不吃的就要抓住他的小辫子，狠狠整治一下；杀一儆百，这样他们就不会再不听活了。”沈醉随戴笠在厦门鼓浪屿完成任务后，很快回到上海，并按戴笠的教导，对情报组进行整顿。通过抓小辫子、杀一儆百以及金钱名誉引诱拉拢的办法，很快使手下的特务一个个刮目相看，服服帖帖。因而也更受到戴笠的青睐和培养。有一次，沈醉发现自己手下有一个叫胡继业的情报员给日本人提供情报，并悄悄搬到千爱里附近的日本人居住区居住。沈醉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决定到南京直接向戴笠汇报。适其时，戴笠儿子戴藏宜因与沈醉相处很好，一次私下向沈醉借了300 元公款出去胡花，快到发饷时，戴藏宜仍不能归还，沈醉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也就一不做，二不休，跑到南京去向戴笠讨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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