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法国国家宪兵特勤队退出特种行动，全体归国。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凯利-约翰斯顿少将秘密下令准备开始人质营救行动，其代号为“人马座”。英国特别空勤团、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以及以色列第101伞兵旅组成的突击队在前线指挥官以色列巴拉克中校的指挥下进入贝鲁特待命。
7月3日，第82空降师全师13000人以战斗态势在黎以边界展开。第101空中突击师全师及其装备齐装满员抵达以色列。美国空军第三十五、第四十七战术空军联队抵达中东作战区域。美国海军海外特遣部队的两艘航空母舰在波斯湾举行大规模空中打击演习……
“难道里根真的赌上自己的政治前途，赌上了所有人质的性命要孤注一掷？还是他只是在虚张声势，想让我们妥协让步？”看着前方送来的消息，刘明百思不得其解。但他已经没有太多精力继续操作此事，因为一个他非常不愿听到的消息终于传来了——也就在7月3日这天，两伊谈判破裂了！
伊拉克于6月底曾单方面从伊朗境内撤军，并呼吁进行和平谈判。面对伊朗雄厚的人力资源和狂热的战斗精神，萨达姆认识到击败伊朗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他说：“现在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伊朗不但拒绝了伊拉克方面的谈判条件，反而开出了高达1500亿美元的巨额战争赔偿。这数字相当于伊拉克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倍，伊拉克自然不会答应。
刘明知道萨达姆不明白的事情——除了经济赔偿问题和对伊拉克挑起战争的怨恨外，谈判的破裂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
伊朗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深刻的影响了国家政治。面对战争初期伊拉克的进攻，伊朗的什叶派宗教领袖们借助抵抗入侵的口号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狂热宗教情绪，大大扩大了手中的权力。他们尝到甜头后迫切希望能更进一步掌握国家政权，因此希望战争继续打下去。但“抵抗入侵”的口号随着伊拉克的撤军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什叶派教长霍梅尼便对外宣称将展开“圣战”，目标是先攻下伊拉克境内什叶派的两大圣地卡尔巴拉和纳杰夫，最后由伊朗人占领耶路撒冷，统治中东。他的目的是借战争的扩大化攫取国家权力，同时向中东“输出革命”，使得整个中东都成为一个被教会统治的巨大的神权“国家”。
当然霍梅尼和萨达姆的私人恩怨也是原因之一，霍梅尼曾因宗教主张过于激烈，被迫在1964至1978年间流亡伊拉克，并不时组织手下对伊朗政要进行暗杀活动。但1978年伊拉克将霍梅尼驱逐出境，他只好流亡巴黎。这件事使霍梅尼对萨达姆-侯赛因怀恨在心，日后霍梅尼宣称原伊朗国王巴勒维、美国、萨达姆是他的“三大死敌”。
两伊谈判一破裂，刘明只能把精力从贝鲁特事件转到采购武器、训练军队上。外有伊朗大军进逼，内有乌代一党抢夺权力，留给刘明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他需要尽快解决贝鲁特问题，重新调整自己的部署。
“看来得被迫作些让步了！真的很可惜啊！”刘明感叹了一声，遗憾万分。
第四十三章 特使
法国人质事件和平解决，法国政府得到了世界舆论的肯定。而刘明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精明如密特朗这种政治家，自然不肯放弃这样一把打入中东世界的好钥匙。
法国政府方面对刘明带领的伊拉克考察团的态度热情了很多，在刘明的要求下，法国方面开放了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供伊拉克考察团参观。此时，刘明和他的手下正在法国军方设在布伦的军事指挥中心参观。
“所谓信息战，又叫电子战！它是通过夺取战场上的信息优势，从而夺取现代战争胜利的一种作战方式！”一名法国上尉带领着刘明一行人在基地中缓缓前行，侃侃而谈，“信息战的目的是获取己方需要的战场信息，同时破坏敌方的信息获取，使得战场信息分布呈现不对称的态势。也就是说，它可以使我方的情报及时，战场透明，行动敏捷，打击精确；而使敌方战场模糊，行动失调，行动迟缓，打击失误。”
“按照你的说法，这种信息战岂不是能决定战争的胜负？”沙维尔有些不服气的问道。在他的思想中，战争的胜负主要是由双方的坦克和火炮的数量以及指挥官的水平所决定，这些玄玄乎乎的信息、电子恐怕没什么大用场。
刘明深知，伊拉克军队整体素质较低，抱着沙维尔这种老旧思想的人不在少数。所以他才创造机会，让这些满脑坦克大炮制胜论的军官们见识一下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
“当然，如果信息战运用得当，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战争的平衡！”法国上尉很谨慎的回答，然后继续介绍道：“信息战主要包括两部分，首先是自身的军队信息建设，也就是说，加强我们获取战场信息与运用信息的能力。这种系统，我们称之为C3I系统。它是以现代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以电磁、光电武器装备为主体，以计算机为核心，以信息感测、识别、传递、处理为手段，将各级指挥员、战斗员连成有机整体，使其能共同遂行作战指挥、控制、通信及侦察任务的系统。它的出现，将使战争节奏越发加快，大大增强我方部队的指挥效能和反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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