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事物的变化，则是由于矛盾双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庄子·则阳》。)]。庄子在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及其矛盾双方作用的同时，又进一步认为对立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无疑的，这都是庄子继承了老子朴素辩证法的积极一面，是老庄思想的精华所在。
但是，由于老子在肯定客观事物矛盾对立而相互转化的同时，却忽略了矛盾转化的条件和新旧质的区别，庄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却把朴素的辩证法进而引向了相对主义。他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世界上没有是非、善恶、美丑之分，“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同上。）]双方都自以为是，而以对方为非，实际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庄子的这种相对主义必然导向怀疑主义，如“庄子梦为蝴蝶”，不知是庄周梦为蝴蝶，抑或是蝴蝶梦为庄周，形象地反映了这种认识论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庄子一生饱受战乱之苦，无法摆脱冷酷无情的现实，故对一切均持怀疑态度，失去了探索真理的信心，是“小国寡民”思想的典型表现。庄子的相对主义，固属唯心主义体系，但他觉察到了认识的相对性，指出了物质的不确定性，对后来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启迪作用的。
与“道法自然”观相联系的，庄子发展了老子社会政治学说，要求回到“浑沌”世界去，即所谓“至德之世”。他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异，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又说：“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至乐》。)可见庄子所向往的社会是没有阶级压迫和战争祸害的大同之世，这在当时固属幻想，但要求恢复“素朴”，即人的自然属性，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在人类思想政治史上是有深远影响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庄子对这种“至德之世”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说明，以致主张“绝圣弃知”、“掊斗折衡”，则是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
正是由于冷酷现实的无情，庄子在人生观方面又集中体现在所谓“逍遥游”，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他在《逍遥游》中说，大鹏的高飞，要有一定的条件，即“有待”，这不能算是绝对的自由；而要真正地达到自由，就要无条件的，即“无待”，这样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自由自在地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天地之间，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世界。能达到这样“无待”的人，才算是“至人”、“神人”或“圣人”。庄子的这种“逍遥游”的人生观，实质是企求摆脱现实烦恼的一种自我精神麻醉法，是典型的消极遁世思想，在当时社会现实中是有害的。但他既追求归本自然，否定天命观，摆脱人间的不平等，无疑为人的自我认识，提供了新的启示。
庄子思想丰富多彩，不愧为我国古代突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屈原思想
屈原的作品甚丰，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核定和王逸的注本，计25篇，包括《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1篇、《卜居》1篇、《渔父》1篇。又《招魂》、《大招》2篇，近人也有以为是屈原所作。这些作品，不仅是不朽的诗篇，也同时饱含着屈原丰富的哲学、政治思想。但由于他所作楚辞的影响极其深远，故其思想反而为后世所忽略。屈原的生活年代，正处于战国中后期激烈的争夺时期，故其思想与庄子一样，亦铸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其一，屈原生活的楚怀、顷襄王两代，正逢楚国由盛而衰的时期，国内矛盾重重，国外问题尖锐复杂，而国际形势总的趋势，则由大国纷争的局面逐步走向统一，这一特定的环境，对一个有深邃目光和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思想家来说，必须作出回答。其二，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经过长期的相互辩难和相互吸收的过程，在文化思想上亦渐呈融合与总结之势，故屈原的思想纷呈异彩，各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表现了其兼收并蓄、博大宽阔的胸怀。
屈原的哲学思想，基本承袭老庄，又兼采北宗稷下道家学说。我们知道，老子创道家学派之后，至战国后已逐渐演化成南宗和北宗。南宗，即庄子哲学；北宗，即稷下道家，其思想主要体现在《管子》中《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和《内业》等四篇。屈原的本体论就是兼采南、北宗的精气说。气化生万物，即所谓“化不易气”(《管子·内业》。)，这是道家气一元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的基本特征。但北宗又进一步提出精气说，认为“精”也是“气”，是“气”的更微小的东西，精气就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如《管子·内业》说：“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人是由“精”(气)和“形”(气)相结合而产生的，可见这是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的。然而他们又强调“精也者，气之精者也”，这种精气又是精神，是人的素质，包括道德和智慧一类的内在美，即所谓“神”或“道”。屈原是一位诗人，并无专述精气说，却以文学的手段委婉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显得更加细腻贴切。如他在《离骚》中吟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翳/鸟-羽]兮，溘埃风余上征。”这种“内美”和“中正”(道德)，实际上就是精气，它能使人离开尘世而上天。又如《远游》一诗，对精气说则作了更详尽的发挥。作者一开始就说：“悲时俗之迫[阝卮]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上浮”即“上征”，为什么不能上天云游，就是因为没有“上浮”的“托乘”，即精气。为什么没有精气?作者接着吟道：“遭沈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凄而增悲。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留。”一是“遭沈浊而污秽”，精气因“污秽”而不愿进来；二是内部原有的精气，由于内心悲哀，“神倏忽而不反”，也都跑出去不复返了。怎么办?只有“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即经除污秽、净悲哀、虚静恬愉的修养，就能“时仿佛以遥见兮，精皎皎以往来”，从而复又”因气变而遂曾举兮”、“掩浮云而上征”了。可见，屈原的精气说与稷下道家学说一样，精气并非抽象的精神实体，而是细微飘忽不定的物质实体。从这点看，是唯物的，但又是模糊的，不彻底的，往往为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利用。不过，作为一个诗人，屈原运用其精气说理论，开辟了浪漫主义创作的新途径，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则是有积极意义的。屈原在宇宙生成和天道观方面，也以“问天”(王逸《楚辞章句》认为屈原《天问》就是“问天”之意，因“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的形式，问而不答，以不答为答，对远古的神话传说作出了理性的反思。他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涉及到天地万物、人事代谢，无所不包，思想极其丰富。他大胆地怀疑和否认天命，公开质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观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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