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观兵周疆，问鼎轻重
楚庄王经平定内乱与灭庸后，统治已趋稳定，遂萌北上图霸之志。其时，中原国家仍以晋实力最强，它西抑秦东制齐，秦、齐虽渐上升或恢复，仍非晋之强劲对手。但晋当时国君晋灵公，却十分残暴无道，对内残害臣民，对外受赂无信，故国内统治既不稳定，国外威信也日益下降，这就为楚庄王北上提供了有利时机。
公元前610年(楚庄王四年)，晋会卫、陈等诸侯于扈(郑地，今河南原阳西)，以郑有二心于楚，拒绝郑穆公与会，经郑子家书告赵盾，申辩郑居大国之间不得不从强令的苦衷，晋才允于请和。从中亦可知楚已复强，郑不得不考虑与楚改变关系。公元前608年(楚庄王六年)，郑即以晋无信，伐齐、伐宋，皆因受齐、宋赂，半途而废，于是叛晋而“受盟于楚”(《左传·宣公元年》。）附晋之郑，现在主动与楚结盟，说明随着楚国的稳定与实力的增强，一些中原国家，开始看风使舵，认真选择自己的出路了。恰在这时，陈国国君共公卒，楚庄王不派人前往吊[口言]，陈灵公一气之下，与晋结盟。楚庄王见时机已到，立即亲领大军攻陈，接着又攻宋。晋赵盾率军会宋、陈、卫、曹诸国军队于 林(今河南新郑北)，攻郑以救陈、宋。楚庄王派贾率军救郑，与晋军遇于北林(今新郑)，晋军败，大夫解扬被俘，晋军只得退回。
同年冬，晋为摆脱被动局面，攻打秦之与国崇，想迫使秦来救，然后便于向秦求成，不料秦国并不理会。晋又攻郑，以报北林之役。这样，第二年，即公元前607年(楚庄王七年)春，郑受楚命攻宋，以打击晋国。郑、宋战于大棘(宋地，今河南睢县南)，宋军大败，郑囚华元(右师)，获乐吕(司寇)，及甲车四百六十乘。华元逃归，为宋筑城。筑城之役人歌而讽刺说：“[目旱](大目貌)其目，皤(大腹貌)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多须貌)，弃甲复来。”(《左传·宣公二年》。)秦为报复去年晋侵崇之役，出兵攻晋，围焦(今河南陕县南)。秦、晋关系紧张。同年夏，晋赵盾解焦围，接着联合卫、陈攻郑，以报大棘之役。楚庄王立即命斗椒(子越)领兵救郑，赵盾以斗椒属若敖氏“殆将毙矣，姑益其疾”(同上。)为由，悄然退去。郑攻宋、秦攻晋，以及赵盾不敢与斗椒正面交锋，都说明其时楚国实力日益上升，晋国则在走下坡路，“不竞于楚”(《左传·宣公六年》。）正当晋国外争不利时，国内又因晋灵公暴虐，这年为赵穿所杀，赵盾等立公子黑臀为国君，是为晋成公。晋成公初立，即于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八年)，就率军攻打郑国，抵达延阝](今河南郑州北)，郑被迫与晋和，订立了盟约。
同年春，楚庄王亲领大军北上，攻打陆浑之戎(即姜戎，散居黄河南、熊耳山北之阴地，又称阴地戎)，至于洛水，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附近，在周王室边境陈兵示威，“观兵于周疆”(《左传·宣公三年》。）周定王惶恐不安，派周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在接见王孙满时，问九鼎之大小、轻重。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夏、商、周奉为传国之宝，是天子权力的标志。楚庄王问九鼎，意在“示欲逼周取天下”(《左传·宣公三年》杜注)，由自己取而代之。王孙满见楚国国势炽盛，只得委婉地答道：“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一方面以“楚国折钓之喙，足以为九鼎”(《史记·楚世家》)，表示蔑视；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取代周王室条件还不成熟，便退兵了。
楚庄王现兵周疆、问鼎轻重，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楚国已进入空前强盛时代，实际上支配着中原局势。
夏，楚庄王观兵周疆后，为了打击晋成公，即移兵攻打郑国(《左传·宣公三年》：“夏，楚人侵郑，郑即晋故也。”故攻打郑国，实为教训晋成公)，晋未出兵对抗。此后，楚庄王连续北上用兵，声威也日益远播。
三、镇压若敖氏叛乱
若敖氏源自春秋初楚国国君熊仪。熊仪即君位后，又号称若敖，熊仪之子斗伯比即以若敖为氏，因别封斗邑，故亦称斗氏。因此，若敖氏之族属王族的分支，在熊仪之后，特别是在武、成、穆、庄诸代，均居高位，是楚国举足轻重的大姓之一，对楚国的发展与强大，作过突出的贡献。如斗伯比正值熊通(楚武王)称王发展时代，在楚武王攻随服随与称王中就立了大功。另一位若敖之后斗廉，不仅是一位军事统帅，而且也是一位春秋初期著名的思想家。他提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的观点，闪烁着唯物主义战斗精神。楚武王创设的令尹，也是首先从若敖氏之族中挑选出的斗祁充任的。楚成王初立，子元乱国，为斗班所杀。斗谷於菟(子文)任令尹，其弟子良任司马。子文“毁家纾难”，佐楚成王东征北战，争霸立业，功勋卓著。其后，子玉任令尹，子西任司马。子玉死后，子上曾继任令尹。就是到楚穆、庄时，若敖氏出任令尹的，也有四人(楚穆王时任令尹为成文心、子孔。楚庄王时令尹除子孔外，还有子扬、子越)，可见若敖氏之族长盛不衰，在楚国扩展过程中，权势日趋膨胀炽盛，不仅与王室存在矛盾，而且也招致其他贵族大姓的不满。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子文荐子玉接替自己继任令尹时，大夫叔伯([艹/为]吕臣)就以“子若国何”(《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表示怀疑与非难。城濮之战前夕，子玉在[艹/为]治兵，[艹/为]贾又在子文面前抨击子玉说：“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断定子玉必败。子玉对此很反感，向楚成王请战(围宋攻晋)之理由，就是“愿以间执谗匿之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矛盾竟演化到甚至想在战争中以侥幸取胜来回敬对方的抨击。楚成王在关键时刻，看来是支持贾、贬抑子玉的，如他要子玉撤宋围，说晋文公是“有德者不可敌”的。当子玉派子越去向楚成王请战时，“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同上。）一方面与贾攻击相呼应，另一方面又“少与之师”，并以若敖氏武装充数，一反常态，完全不是从战争大局考虑的。战争拉开后，楚左右两军受挫，子玉亲自指挥的中军(主力)却安然无恙，照理是过中有功，子玉却被迫自杀，连晋文公也感到意外。司马子西不久被贬为商公，吕臣则被任为令尹。以子玉为首的若敖氏成为城濮败北的牺牲品。从中可见楚成王对有军事指挥才干、却又锋芒毕露的子玉是信不过的，王权与若敖氏的矛盾，已呈现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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