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楚康王时期，由于井田制危机日益突出，军赋征收制度也更加紊乱，难以适应争霸需要，所以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子木当上令尹不久，就要初任司马的掩整治军赋，规划军备。这是春秋时期一件大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载：
楚[艹/为]掩为司马，子木使[广/匕]赋，数甲兵。甲午，[艹/为]掩书土、田：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鸠薮泽(聚集薮泽之所出，以备征用)，辨京陵(别之以为冢墓之地)，表淳卤(标明盐碱地)，数疆潦(计算水淹之地)，规偃猪(规划计算陂池之所出)，町原防(堤防间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别为小井町)，牧隰皋(水岸下湿，为刍牧之地)，井衍沃(平美之地，如《周礼》制以为井田)，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甲兵、徒兵、甲之数。
从此记载看，[艹/为]掩的任务是实地调查九种不同的田地，然后按井田的标准，计算出等级不同的数字，编入簿籍，以征收军赋(包括车、徒兵及其武器装备)。可见[艹/为]掩[广/匕]赋，是楚国一次重大的军赋整顿与改革，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国家征收军赋的标准，是根据土地的区别，具有“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的性质。从此，国、野严重对立的局面被冲破了，国人与庶人的差异逐步消失。第二，楚国在长期的征服过程中，多实行灭国为县、或名为国实为县政策，这就为全国[广/匕]赋提供了客观条件。奴隶主贵族与卿大夫的特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对其私田或赏田，亦应缴纳军赋，在政策上并无特殊。第三，整顿军赋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征收数目以井田为标准，这就意味着楚国实行了井田制，而井田制这时亦已开始瓦解，“今检而整修之”。 [艹/为]掩[广/匕]赋效果怎样，我们无从得知，但以井田为标准，只是一个征收等级与数字，而井田制本身则已名存实亡，故除了“井衍沃”外，其他八种土地只能因地制宜，按比例缴纳。春秋中后期，楚国土地制度已非单一的公有制，而是公私并存，土地私有现象已日益普遍。
[艹/为]掩[广/匕]赋是井田制瓦解的产物，实际上是承认田产私有的合法性。从此，贵族和卿大夫抢夺和兼并土地的现象也就愈演愈烈。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灵王在楚康王死后不久，任令尹时就杀大司马[艹/为]掩，“而取其室”。即位后，又“夺[艹/为]居([艹/为]掩之族)田”。接着，贪婪欲望越来越炽烈，竟夺子文之后斗韦龟、蔓成然之邑，“故[艹/为]氏之族及[艹/为]居、许围、蔡[氵有]、蔓成然，皆王所不礼也”，迫使他们不得不起来反抗楚灵王。楚灵王这种“不礼”行为，就是带头违背礼制，破坏公田制，兼并他人田宅，扩充自己财产。楚灵王尚且如此，其他各级贵族、卿大夫之抢夺兼并之风，当更盛行。
随着井田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关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一部分奴隶和平民自己垦荒种地，获得了小块土地的私有权，成为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的自耕农。如《楚史[木寿]杌》(已佚。现据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丛书集成初编》(1985年北京新1版)所印本。)、《韩诗外传》等所记传闻，楚国其时已有人身自由的一般庶族地主和自耕农。如《楚史杌》记楚庄王筑台劳民伤财，有一个叫诸御已的，“违楚百里而耕”，挺身而出，前去谏阻楚庄王，临走之前，把耕种任务交给“其耦”者，其身份很像一个自耕农。《韩诗外传》还说有一个叫北郭先生的，很能干，楚庄王派人以赍金百斤去聘请他为“相”，他征求妻子的意见，妻子说：“夫子以织屦为食，食粥踩履，无怵惕之忧者何哉?与物无治也。今如结驷列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过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国之忧，其可乎?”北郭先生觉得有理，就没有应聘。这位北郭先生看来就是颇孕众望的庶族地主。楚庄王时著名令尹孙叔敖，原来就是“期思之鄙人”，这位“鄙人”虽然是因为家庭中落而在“野”的，但他毕竟是自食其力的平民或“处士”(《史记·循吏列传》。）孙叔敖后来患病，临死前对儿子嘱咐说：“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可长有者，其唯此也。”(《吕氏春秋·异宝》。)这位令尹还是要他的儿子耕于野，自食其力。楚平王时，伍子胥被迫奔吴，先也是“耕于野”(《左传·昭公二十年》。）楚昭王时有一位所谓“楚狂”接舆，“躬耕以食”，不肯接受楚昭王邀请去“治河南”，于是“夫负釜[曾瓦]，妻藏织器，变易姓字，莫知其所之”(《韩诗外传》)，也是一位男耕女织的农民或庶族地主。从以上零星的记载或传闻来看，楚国自春秋中期后，国、野已逐步消失，自耕农和庶族地主已上升为楚国社会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在此同时，一些奴隶主贵族和卿大夫，面临井田制的崩溃和奴隶的逃亡，也被迫改变奴隶制的剥削方式，把土地划分成小块，招徕逃亡的奴隶和破产的平民耕种，从中收取地租。从此，新兴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就在奴隶社会母体中孕育出来了，形成了一种新的封建生产关系。春秋中期后，随着田产私有制的建立，楚国和中原各国一样，“工商食官”的局面也开始打破了。从楚国春秋时期出现的大量器物看，手工业分工已很精细，除了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外，也已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私营手工业和独立个体手工业者。在此同时，私商也出现了。《史记·循吏列传》所记载的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结果“市乱，民莫安其业”、“百姓不便，皆去其业”的那些“民”或“百姓”，就是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私营商人，并非官商。楚国为了管理这些私商，还设有市令，市令之下又有贾师、胥师等官员，以征收市税，保证市场井然有序。另据《说苑·贵德》记，孔子至楚时，有一个“献鱼者”因“天暑远市，卖之不售，欲思弃之，不如献之君子”，这位“献鱼者”就是一个既捕鱼又卖鱼的个体劳动者兼小商人。公元前506年吴人入郢，护卫楚昭王出逃的屠羊说，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坐贾。楚人范蠡佐越王勾践雪了会稽之耻后，乘扁舟，游江湖，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号称“陶朱公”。可见楚国尊商风气之盛，像范蠡这样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当在越国大功告成后，即激流勇退，弃官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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