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楚人的早期文化
楚人先祖的黄帝集团，不仅使“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而且率先跨进文明时代的门槛，对冶铸华夏文明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史称楚之先祖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史记·五帝本纪》。）可见颛顼既通政事，又善教化；既谙观象授时，又精培植万物，真是一个大圣大哲，使原始文化达到了顶点。当然，颛顼和黄帝一样，都是一个传说的人物，在地行踪达于北南西东，在天可“乘龙至四海”(《大戴礼·五帝德》)，甚至连“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的“北维”，亦为颛顼所建，后人追述其事，亦人亦神，朦朦胧胧，神味十足，然“‘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页)，在传说中却折射出远古时代原始文化的真实。故颛顼是可信的，他首先是现实中的人，尔后才赋予特定环境的神。正因为颛顼是人，他又对原始宗教，即“自发的部落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7页。)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关于这点，《国语·郑语》记楚国观射父答楚昭王的问话，是颇耐人寻味的，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观射父认为，在远古时期民神不杂，有“男觋”、“女巫”专司掌信仰之事，“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礼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显然，这已非最原始的宗教信仰，而是在社会生产力达到相当发展的程度，才有可能出现“民神不杂”的局面。男觋女巫，实际上就是社会分工的标志。这时人和神是对立的，人神有别，故“民神异业，敬而不渎”，与最原始的人神平等、万物有灵的信仰方式是有区别的。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少昊、颛顼之际，社会生产力又进一步发展了，并已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以至“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民神同位”，各族各部落均可自由信仰，信神敬神的特权业已丧失。这是阶级对立的反映，但它与部落联盟的统一权威与信仰特权却是相悖的，所以颛顼从加强自己的权威出发，必须在宗教信仰上作出重大改革，以“绝地天通”，集部落联盟军事首领(“人”)和宗教领袖(“神”)于一身，这样，原始宗教的色彩也就随之暗淡或消失。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形式。颛顼所进行的原始宗教改革，表明楚人之先祖积有深厚的文化知识根底，故后来楚人历世序天地，就非偶然。
颛顼之后，重黎、吴回是帝喾的火正，为祝融。吴回之子陆终可能是帝尧时的祝融(《国语·楚语下》：“……尧复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可知帝尧时仍以重黎之后为火正，此陆终即帝尧时的火正(祝融)。《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耳今]隧。”融，祝融；回禄，火神，后用作火灾的代称。终夏一代，重黎后裔始终居火正祝融之位(据《尚书·尧典》、《史记·历书》等载，重黎的后裔还有羲和，也是掌天地之官，亦当为火正祝融一类人物)，故司马迁说：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重黎氏世序天地。
火正，即远古时代的火官。《汉书·五行志》：
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正。
《史记·楚世家》：
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可见火正亦称祝融，祝融是火正的尊称。《国语·郑语》记史伯语：
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火，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
韦昭注：淳，大也。耀，明也。敦，厚也。言黎为火正，能理其职，以大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曰“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大明天明，若历象三辰也。厚大地德，若敬授民时也。光照四海，使上下有章也。
可见祝融，在地是火正，在天若火神，是通天达地、造福人类的远古时代的圣人。《左传·襄公九年》：
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口朱，以出内火，是故口朱为鹑火，心为大火。
大火(心)，星名，在中国古代恒星区划体系二十八宿中，属心宿的第二号星，简称“心宿二”。在重黎任火正时，约公元前24世纪左右(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记，帝喾时在公元前2372年)，大火在春分前就“昏见”(黄昏时东方升起所见)了，于是火正“出火”(《礼记·郊特牲》：“季春出火，为焚也。”此虽记为周代“出火”烧荒的仪式，但当承袭远古习俗)，放火烧荒，隆重祭祀，宣告新的一年的春耕生产开始了。至季秋，大火“昏状”(黄昏时在西方落下)后，火正收起火种，又一次祭祀，称“内火”。由于岁差，大火昏见季节逐渐推迟。后来火正为了不误农时，由观测大火昏见改为观测鹑火([口朱])南中(鹑火恰在南方正中)了。正因为当时火正是依靠观测大火(星)的昏见来确定春耕的时令，这就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最早的历法----“以火纪时”(《左传·襄公九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算出年、月的大致天数。在远古的刀耕火种时代，火正观象授时，指导农业生产，故史伯称之“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功大矣”。屈原对此引为自豪，在《离骚》中一开始就说“联皇考曰伯庸”。《路史·后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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