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是全军官兵“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另一方是国君“不恤其政”，“谄谀用事，良臣斥疏”，造成“各有散心，莫有斗志”的局面，当然鄢、郢不保，使数百年经营的都城毁于一旦。从此楚国本土丧失殆尽，楚国更加衰弱下去，直至灭亡。
八、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革新者屈原自沉
楚怀王时，屈原虽然受到打击和冷遇，但他为了楚国能继续自强发展，仍不辞辛劳，接受派遣去齐国联好。楚怀王死、楚顷襄王立，为了总结教训，屈原对楚怀王的失误，大胆陈述己见，以求引起新当政者的注意。但楚顷襄王“好色，不使风议”(《淮南子·主术》)，把屈原赶出郢都，流放到外地。关于这一过程，《史记·屈原列传》有这样的记载：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目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身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并泄不食，为我心侧，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迁屈原于江南。”)。
上官大夫、子兰又一次勾结起来，陷害打击屈原，致使屈原远离郢都，长期流落沅湘流域，再无报国之门。公元前278年郢都沦陷、秦兵大规模南下，楚本土人民四散逃亡，流亡在江南的屈原，悲愤异常，痛感主昏臣奸，朝政腐败，国族前途黯淡无光，父老乡亲又惨遭屠杀、颠沛流离之苦，在写下了《哀郢》和《惜往日》后，于这年五月初五日，自投汨罗江(今湖南湘阴以北、湘江支流)而死。《史记·屈原列传》对此亦有详细记载：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景、屈，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土。”屈原曾任此职。)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哉，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醇?何故怀瑾掘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
屈原是楚国杰出的思想家、政治革新者和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生活在楚怀、顷襄两朝，力挽狂澜，图谋改革政治、联齐抗秦，由楚国来完成一统六国大业。但由于怀、襄的腐朽统治，他的“美政”理想无法实现，终国破家亡，酿成屈原悲剧性的一生。然而屈原的不幸遭遇，不仅是屈原个人的悲剧，而且也同时是楚国的悲剧，深刻地反映了楚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预示着楚国隳沉的命运。
屈原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在国内外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写下了《离骚》第二十五篇诗歌，创造了独放异彩的骚体诗----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屈原在政治、思想、哲学、美学等各个领域的建树与深刻影响，形成了伟大的屈原精神，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进。直到今天，人们仍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龙舟来纪念他。在屈原的故乡----荆州、江陵、沙市等处，矗立着高大的屈原塑像，或正在建馆立祠，为人们参观瞻仰。他的作品和生活实践，已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他的名字已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1953年为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敬仰。中国人民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锐意进取和革新的思想家而感到自豪。
第十三章：楚国的败亡
一、徙都陈初楚、秦在江南地的激烈争夺
据《战国策·楚策四》载，在郢都沦陷前五个月，楚庄王之后庄辛曾尖锐指出，由于楚顷襄王奢侈腐朽，郢都必危。五月后，“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掩于城阳”。楚顷襄王在向东北境逃亡中，曾先在城阳(今河南信阳市北，淮水北岸)这个地方停留暂避过(吴师道补曰：《史》，“东北保于陈城”，当是指此城尔）。楚顷襄王心神稍定后，想起了庄辛的话，又把他请来求教。庄辛说：
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
接着，以蜻[虫今]、黄雀、黄鹄为例，它们“自以为无患”，却无一不丧身于“射者”之手，作为国君，如“专淫侈靡”、“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也不免会国破家亡。庄辛这番要见安思危、亡羊补牢未为迟的富有哲理性的谈话，“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忄栗]”，决心振作起来，“以执[王圭]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重用正直善谋之人。在此同时，楚顷襄王又与秦昭王在襄陵(今河南睢县)会见，避免秦的继续进攻，解除了“当是之时，随荆以兵，则荆可举”(《战国策·秦策一》。)的威胁。楚国君臣考虑到陈传为“太昊之墟”(《左传·昭公十七年》)，历史悠久，地处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楚自楚庄王以来，三次攻陈灭陈，苦心经营，楚化已深，又北近中原诸国，互为依靠，故随后不久就正式东徙于陈，称“陈郢”。楚顷襄王定都陈后，接受庄辛等的劝告，决心收复失地，恢复楚国，在西线与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据《史记·楚世家》载，失郢次年(公元前277年，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说明在此前，楚举行反攻，曾收回了此两地。这一年，秦只得又派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史记·秦本纪》)，当又攻取。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一年)，“(秦)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同上)，说明楚顷襄王又再次组织了反攻。此江南，从秦国地理位置看，当指原巫、黔中郡一带。其时，秦攻楚的主力已北移攻打三晋，给楚国以可乘之机，故能反自江南。据《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这次反攻，声势是很大的，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才能“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此“江旁”，即秦人所称之“江南”。楚、秦对江南地如此激烈的争夺，应与庄西入滇策应有关。由于秦大力争夺和固守这一地带，这一年，庄因无路得返，无法与本土呼应共击秦，只得“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西南夷列传》。)，号为“庄王”。都今云南晋宁。从此，荆楚文化、中原文化与滇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从晋宁石寨山西汉6号墓出土的“滇王之印”和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看，历史上的庄滇王和荆楚文化、中原文化对滇地区文化的影响，从考古发掘上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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