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申仍然不动声色：“如果你确实有困难，不妨给我们提供个机会，让我们自己搞。自然会有你一份佣金。”
这番话似乎打动了霍恩哈特，他思考了一会儿，低声说：“上海码头最近要从德国驶来几艘军火船，总计有十万支步枪，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船上下手。不过，和我一起接收武器的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军队的上校，如果把他……”
米申高兴地说：“这名中国军官我会解决的，只要你给我提供机会。”
霍恩哈特突然问：“佣金有多少？”
米申微笑道：“如果两万支枪都搞到，您的那份不会少于一万美元……”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米申将陈少堂送进了一个欧洲人开的妓院，免费为他找了两名金发碧眼的女郎。而在同一时刻，霍恩哈特以兵器检查员的名义开据了一张证明，让米申拿着它去同港口的警卫部队交涉。
很快，米申便以德国专家要检验武器性能为名，提走了两万支步枪和上千箱的子弹，直接送上一艘德国货轮驶离上海码头。轮船行到九江时，佐尔格早已派克劳森等人化装成西门子公司的人，租用二十几辆美国道奇卡车将货卸下来装上卡车运走。很快游击队通过秘密交通线，用车拉、马驮、人扛等各种方法，将武器运到了中央苏区。
在停靠码头等待卸货的一个星期内，就丢失了两万支步枪，相当于国民党围剿部队武器的十分之一，令国民党当局异常震惊。
尽管国民党当局拼命追查，但也找不到线索。原因很简单，这个事件的主角是两个外国人，追查起来自然碍手碍脚。倒霉的陈少堂被糊里糊涂地送上了军事法庭，而霍恩哈特也被提前解职回国。当然，他的兜里已装满了一万美元的钞票。至于米申，他是以白俄分子面目出现的，就更无从寻找此人了。
在佐尔格的情报系统中，堪称中枢部分的应该是克劳森和他的电台。
克劳森在组装、调试、校准他的收发报机和试用他新买的一部频幅很宽的短波无线电收音机时，发现在上海及上海周围的上空布满了无线电信号。
作为海军无线电收发员，对此应该习以为常。但克劳森来到上海时，每天在39—60的短波频率上所听到的事，甚至可以令每一个职业发报员感到吃惊。无线电台有公用的和民用的，有官方的和业余的，另外还有公开的和带密码进行联络的无线电通讯。发报机的频率信号仅在几毫米宽的刻度上相邻，各种强度的无线电发射相互重迭，而且常常影响对方。尽管如此，业余的与受过训练的无线电发报员、官方的发报员与其他无线电台、还有那些他熟悉的呼叫方式以及各国不同的无线电发报网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尽管情报小组最初的任务并不包括搞无线电侦查，他们缺少这方面的技术设备，尤其是没有充足的时间。但克劳森一直没有放弃。
1930 年春，佐尔格说：“我们应该想办法从空中截取情报。”他的意思是在不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在自己的范围内附带地窃听那些对情报小组有用的情报。克劳森马上做出热情的响应。佐尔格决定说：“我们最感兴趣的情报一定是先译成密码，然后再发出的。因此，我们首先要把密码搞到手，尤其是国民党军队情报部的密码。”
仅仅两个月后，佐尔格就在南京打听到，随着军队的强化建设，自1929年底以来，编码也做了根本的改变。另外，德国工程师、无线电通讯军官施特尔茨纳也来到蒋介石的侍从室，并且在军统局二处活动。佐尔格打听到施特尔茨纳住在杭州，便特意去了杭州几次，结果每次都是一无所获。施特尔茨纳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他对自己那个座落在国民党通讯总部旁的住宅采取绝对的保护措施。住宅四周布满了牵着狗巡逻的国民党兵，窗户上也钉了铁条。他拒不接见任何陌生人的来访。另外，据他户外的地面无线装置判断，他自己很可能也搞了一部私人无线电报机。克劳森建议佐尔格，把这件事同机智勇敢的章文先商谈一下，或许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可以帮助情报小组。佐尔格拒绝了克劳森的建议，说：“我们绝不能去冒这个风险。这件事是很棘手的，对方只要稍微怀疑密码受损，就会很快更改整个密码，我们的工作就会前功尽弃。”
不过，章文先到底是机智勇敢的谍报员，几天以后，他向佐尔格报告了对方的“弱点”。施特尔茨纳与一位中国富商的女儿结了婚。她既想永远地得到他，又担心会失去他，所以千方百计地设法提高自身的地位。在家里，她是唯一被允许去所有房间的人，包括施特尔茨纳那间“神圣不可侵犯”的办公室，因为施特尔茨纳信不过他雇用的所有男女佣人，然而对他的妻子，却是十分放心的。他相信，她绝对不敢过问他工作上的事情，而且她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技术训练，她只能结结巴巴的讲几句英语和德语，整天只想着穿着打扮，洒昂贵的法国香水。每逢丈夫出差去南京时，她便同母亲一起去上海采购物品。然而，在价格飞涨的年代，就连收入不菲的军事顾问施特尔茨纳也承受不起这么大的花销。强烈的虚荣心和贪欲促使这位施太太同意了情报人员提出的建议，拍摄她丈夫办公室的文件以换取昂贵的法国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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