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顿接到刘思慕的电报后，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派黄维佑乘飞机赶到武汉。
黄维佑在汉口紧急约见了刘思慕。她告诉刘思慕：“那个交通员是陆海防的弟弟陆独步，大概是出事了。华尔顿要你们夫妇马上从武汉出走。”并给他们350元钱作旅费。
刘思慕夫妇立刻紧张行动起来。为了掩人耳目，两人决定分头离开武汉，到上海会合，然后再定行止。刘思慕以去广州探视重病的老父为由，向甘乃光请假，当晚出走，先到北平，又取道天津转赴上海。几天后，曾菀也托辞父病垂危，带着三个孩子乘长江轮赴上海。出发时，甘乃光为表示关心，派广东同事区伯雄照料上船，区为了免去行李检查，向码头宪警出示了有“行营”官衔的名片。不料这一下暴露了曾菀和刘思慕的身份。
长江轮刚到南京下关，曾菀便上岸打电话找张畏凡，托张打电话给上海黄维佑接船。她没料到此时特务已经在跟踪她了。
曾菀到了上海，黄维佑恰巧来晚一步，曾菀见没人来接，而东亚旅馆有人上船来接客，便想既然和思慕约定过到南京路东亚旅馆会面，不如就先坐东亚的车直接去旅馆。
等黄维佑后来赶到码头，从船员处获悉曾菀已去东亚，便先通知了陆海防，然后自己去东亚看曾。黄刚离开东亚，陆也来了。他问曾菀，刘思慕到哪里去了？曾不了解陆的为人，不敢多说，只说思慕先她离开武汉，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行踪。陆因与华尔顿有约会，呆了一会儿就走了。这时特务已经跟踪到了旅馆，就住在曾的隔壁，误以为陆海防是刘思慕，将其逮捕。
不久，华尔顿也失踪了。黄维佑见势头不妙，立刻领着曾菀和三个孩子以及保姆，住到了法租界的沧州饭店。
两天后，刘思慕自津抵沪，下了火车就直奔东亚旅馆而来。当走到东亚门口时，看见有特务守候，便知道大事不好，匆匆离开旅馆，就在《申报》老朋友吴景崧的家里借住了一夜。次日给黄维佑打电话，才到沧州饭店和家人会合。
黄把华尔顿失踪的消息告诉了刘思慕夫妇，大家都认为上海已留不得。刘思慕全家便在留德时的同学程其英家中躲蔽起来，准备伺机离开上海。程其英因与王陵基的姨太太关系很好，便打着这个四川大军阀的旗号，巧妙地掩护了刘思慕一家。而因为这些特殊关系，特务们虽然一度发现了刘思慕等人的行踪，最终还是让他们成功逃脱了。
几天后，刘思慕一家来到苏州，躲在另一位朋友陈正飞家中。随着风声越来越紧，国际情报组织的大部分人员都失去了消息。于是，刘思慕决定到太原投奔留德同学杜任之，让他帮助寻找中共党组织，让曾菀和孩子暂留苏州陈家等候消息。又经过许多曲折，最后刘思慕夫妇在山东泰安会合，在冯玉祥将军的掩护下脱险。
刘思慕，脱险后去了日本。1937年回国。曾先后在上海、武汉、云南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后转赴香港，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中国世界史研究所所长。1985年2月21日病逝。
川合定吉的使命
1935年1月，东北。
呜——！平沈线上一列客车在行驶。
车厢软卧中坐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西服革履，气宇轩昂，默默地注视着窗外飞逝的景色。
“笃笃！”外边传来粗暴的敲门声。年轻人把门打开，两个气势汹汹的日本宪兵闯了进来，命令他拿出证件。
年轻人看了他们一眼，傲慢地掏出证件。待日本宪兵看后，其中一个恭敬地说：“原来是特务机关的人，打扰了。”两名宪兵急忙走出去，将门轻轻关上。
此人是日本人，名叫川合定吉，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曾在《上海新闻周报》作过记者。1929年由佐尔格发展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1930年通过日本外务省北京特使的翻译副岛隆规，认识了关东军参谋部参谋长阪垣大佐。坂垣对川合的学识特别赏识，拉他加入了日本特务机关。到1935年，川合定吉已是哈尔滨特务机关的一名少佐课长。五年间，他通过他的联络员、现任奉天宪兵队翻译的副岛隆规，共偷运、复制了370多份秘密文件，由中共北平特科转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
佐尔格称赞他是“英勇的情报战士”。华尔顿把他誉为“我们最忠诚的朋友”。
此次，川合定吉准备赶往北平，会见华尔顿派来的情报员。
到达北平后，为避人耳目，他仍旧用《上海新闻周报》记者的身份登记住宿。
中午，他的中国联络员杨青林如约来到他下榻的六国饭店。
杨青林，天津高等法院书记官，中共北平特科成员。长期潜伏敌穴，多次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并广泛搜集敌人的各方面情报，是位机智勇敢的情报战士。1931年，奉党组织的指示，肩负起共产国际秘密联络员的使命。
川合定吉见到杨青林后非常高兴，两人在东交民巷找了一间咖啡厅坐下来。
“华尔顿同志有什么指示吗？”川合定吉问道。
“有。”杨青林四下看了看，低声说：“他让你密切注意苏联边境上的日本关东军的动向。有迹象表明，他们要发动对苏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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