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特务们只好把宝押在接头人身上。因时间紧急，特务们先给太平洋旅馆打个电话，叫他们无论如何要稳住找陆独步的人。（可也就是此招，反而露了馅。）当特务们赶到旅馆时，听说刘思慕已来过，便留下一名特务蹲守，其余的人追了出去。刘思慕打电话寻找陆独步时，接电话的正是那名留守的特务。
刘思慕逃脱后，军统特务气急败坏，把守武汉各水路要道严加搜查。周养浩也赶到武汉坐镇指挥。
不久，那封德文信译了出来，尽管信中隐去真名、职业、住址。但还是可以推断出接头人是个在政府重要部门工作的高级职员。
恰巧，曾菀去上海，武汉行营的人亮了名片，立刻引起特务的怀疑。追查下去发现刘思慕也失踪了，联想他是留德学生，那密信又是用德文写的，刘思慕立刻被定为嫌疑犯。周养浩立即向南京的特务发报，让他们上船跟踪曾菀。同时，将陆独步押往上海。
戴笠极重视此事，亲临上海指挥。陆独步被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按照他与组织的联络办法，先由特务去查找那个信箱的地址，准备摸清情况后，将共产党组织一网打尽。
跟踪曾菀的那伙特务也住进东亚旅馆，正好陆海防来看望曾菀。特务们以为他是刘思慕，便决定将其逮捕。
陆海防刚出旅馆门口，特务就从后面追上来，其中一个喊了声：“刘先生！”
陆海防竟吓得惊慌失措，连忙说：“我不姓刘，我是陆海防。”说完急忙逃走。
结果当然是跑不掉，当时就被抓住，特务就近将他带到老闸捕房，当天上午就由英租界巡捕房引渡到侦察大队。这个贪生怕死的败类，看到审讯时搬出那么多刑具，不待用刑，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再经戴笠一番名利诱惑，马上答应交出他的上级领导人。他当时非常着急，要求立刻带他去法租界法国公园福熙路去等候他的上级，说这次碰不到，以后便无法联系了。戴笠为了慎重起见，叫人通知法租界巡捕房进行协助。
当天下午，天下着雨。侦察大队督察兼第一行动组长沈醉亲自指挥这次行动。沈醉和两个特务押着陆海防乘坐一辆轿车开到指定地点。
在陆海防说的时间，也就是下午4时，一个身材不高的欧洲人，穿着雨衣打一把洋伞走了过来。陆海防一见异常惊喜地喊道：“就是他！”
沈醉带两个特务一下蹿出汽车，猛地将那个欧洲人抓住。这时沈醉已按陆海防的要求，命人法租界巡捕房看到被捕的是个欧洲人，身上没一点证据，不同意马上引渡，只好暂留在巡捕房看管。
当天黄昏时，陆海防要求去接他的妻子，说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共产党，怕组织上强迫她走掉，以后便无法找到。沈醉便又带着他再走一趟。不料刚一踏进他的家门，便看到陆的妻子正在焚烧文件。她一看到陆海防和特务们在一起，立刻严辞呵斥。
她用非常愤怒的口气朝着陆海防说：“你没有死掉？你有脸这样来见我，我没脸见你这个叛徒！”弄得陆海防非常狼狈，他一再解释。沈醉也一再从旁相劝，叫她识时务些。
她用极其鄙视的眼光看着特务说：“除非你把我抓起来，否则我不会和他一样自动和你一道去的。”
特务们无奈，只好把她押走。离行时，她还对陆海防大吼：“无耻的叛徒，无耻的禽兽！”
华尔顿被捕后一直不讲话，不但他的住址没有查出，连国籍和真姓名也不知道。虽然从他的身上搜出几个不同国籍的护照，而究竟是哪一国人，无从查清。英法两租界的中西侦探加上警察局侦探总队与警备部侦察大队，以及上海区的特务，几乎倾巢出动去调查他的住址、活动及有关系的人，以便进一步追查他的组织关系。数以千计的眼线、密探，差点闹翻了整个上海市，也毫无结果。
在审讯华尔顿时，他仍然一言不发，问他任何问题都不回答。因此，当时的报纸称这一案件为“神秘怪西人案”。
敌人查不出他的住处，就无法到他家进行搜查和守候同案人的到来。
这时，华尔顿的苏联助手维佳找到了黄维佑、蒋浚瑜。三人来到一处秘密地点商议。
维佳说：“华尔顿同志已经被捕快一个星期了。他住的是租界内的公寓房子，因他单身居住，雇用了一个中国厨师，华尔顿多日不归，厨师有可能到巡捕房报案，这样一来，势必暴露华尔顿同志的住所。我认为应该及早采取行动！”
当夜，三人潜入华尔顿住的公寓，经验丰富的维佳仔细观察，确信室内无人后，撬开华尔顿的房门，冒险进入他的房间，把室内重要文件和器材都安全转移了。
维佳这一举动，挽救了华尔顿。后来，敌人来搜查这个房间时一无所获。
后来，英勇机智的苏联情报员维佳回到苏联，在1935年11月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节那天，苏军总部授予他“英雄奖章”。
黄维佑见事情已无法挽回，便跑到南京躲在了父亲家中。黄维佑的父亲黄友郢时任南京财政部机要秘书，是孔祥熙的亲信。有了这个保护伞，黄维佑安全地呆了几天。由于蒋介石对刘思慕在行营的活动恨之入骨，非将有关人员一网打尽不可，最终派军警将黄府团团包围，黄维佑、王墨磬双双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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