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电报拍发完毕，兄弟俩认真藏好电台，收好天线，毁掉电文原稿。
此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天空死一般的黑，大街上不时传来警车的呜叫和狼狗的狂吠。
张永兴和张庆国来到后院，一股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张庆国没有睡意，坐在了院中央的一截圆木上，“好凉快呀！”
张永兴也坐在他的身旁，“我也陪你坐会儿。”
张庆国望着夜空，“哥，你说咱们能把小日本赶出东北去吗？”
“能，凭咱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凭社会主义苏联的支持，一定能把小日本赶出东北去。”
张庆国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道，“给我们上课的瓦西里教官，是个非常好的人。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呢？”
张永兴知道张庆国说的是情报四科的无线电教官瓦西里上尉。这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热情、开朗。后来，被苏联远东内务部逮捕，罪名是“里通外国”、“出卖军事情报”。其实，他只不过有个亲戚住在英国，通过几次信罢了。
“克兴，”张永兴缓缓地说，“干我们这行的风险极大，既要防止敌人的破坏，又要经受住自己人的误解，你明白吗？”
“不明白。”张庆国愤然说，“自己人凭什么误解我，我就是想不通。”
张永兴拍了拍张庆国，“克兴，以后你会明白的。天快亮了，我们回去睡一会儿吧！”
8月，张永兴接到上级的指示，让他回情报科汇报工作。张永兴带上最新搜集的情报和胶卷踏上了去苏联的征程。当然，回苏联的途径，仍是从三道沟偷越国境。
几天以后，张永兴和蔡秀林来到了瑗珲村的三道沟。在吴奎群的杂货铺里住了下来。离上级规定的日子还差两天，张永兴便在蔡秀林的陪同下在三道沟附近转了转。
张永兴站在山梁上遥望波涛滚滚的黑龙江不禁想起了苏联的同志们，在那里有他的领导、老师和同志，在那里可以宁静的生活，不必担心日伪特务的骚扰，享受着和平的阳光。
“啪！”蔡秀林用打火机点燃了一支香烟。
阳光下蔡秀林的打火机发出耀眼的亮光。
“噢？打火机很漂亮嘛！”张永兴说道。
“瞧，纯银的。真正的东洋货。”蔡秀林卖弄着，将打火机在手中掂了掂。
“一定很贵吧，要花很多钱的！”张永兴问。
“谁知道呢。相好送的。”蔡秀林一脸得意。
“秀林，”张永兴严肃地说，“你是有家室的人，可不能胡搞，再说，我们的工作性质，也不允许你接触不三不四的女人。”
“你这是什么话？”蔡秀林不满地说，“她有情我有义，两情相悦，哪来的不三不四。”
张永兴突然感到对蔡秀林缺乏了解，两人认识了十多年，竟没发现他有这种癖好。
张永兴望着蔡秀林，“秀林，我们在安东一起搞工运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
“别提安东那段”，蔡秀林狠命地吸了一口烟。“想想那时，真是个傻狍子！”
“傻狍子！”张永兴吃惊地说，“你难道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发生了动摇？”
“嗨，什么事业不事业的，活一天算一天吧。”蔡秀林一屁股坐在了山梁的一块石头上。
“秀林，你的思想不对头，”张永兴严肃地说，“我建议，你暂时停止工作。”
蔡秀林回头看了看张永兴，“那倒不必，你这摊工作好容易才开展起来，我总不能半道撂挑子。那多不仁义。”
蔡秀林这几句活，说得张永兴心里暖乎乎的，仿佛又看到了当年意气风发的蔡秀林。
“秀林，”张永兴坐到他的身边，亲切地说，“坚强些。我们是正义的一方，真理在我们手里，总有一天我们会过上好日子的！”
蔡秀林苦笑了一下，“但愿我能赶上那一天！”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张永兴在鄂伦春青年铁山的帮助下，乘坐桦树皮筏子悄悄渡过黑龙江，来到了苏联对岸。
早就等候在岸边的情报四科少尉伊万诺夫，将张永兴领到一辆吉普车上，立即发动，直奔十里以外的布拉格维申斯克火车站。凌晨，张永兴登上了开往东古比雪夫的列车。列车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疾速行驶着。望着窗外飞逝的景色。张永兴恍如隔世。“我终于踏上了这片自由的土地了！”
张永兴到达伯力后的第二天，在瓦林少将的带领下，张永兴见到了军区政治部主任桑古鲁斯中将。
一见面，桑古鲁斯中将就劈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哈尔滨的几个工作点都遭到破坏，为什么你们的工作人员没被捕，电台没被破坏？”
张永兴颇感吃惊，他沉吟了一会，回答道：“如果共产党员全被捕被害，谁还再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呢？共产主义者不可能全部都杀光，在苏联的老党员的经历不是可以证明这一真理么。”张永兴停了一下，又说：“主要的危险不是敌人，而在我们内部的团结出问题，工作方法出问题，问题是应该从过去成功和失败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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