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王方等人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培训，准备启程返回国内。临行前，杜曼宁来到他们中间交待任务。
杜曼宁对王方说道：“之所以这样急就让你们回国，主要是因为那里的工作需要你们。”
王方问道：“杜曼宁同志，我们将如何开展工作呢？是按以前的组织办法去做吗？”
“不，你们要有所变动，”杜曼宁说，“你们将会有新的领导人，他将带领着你们开始一种全新的工作方法：你们回去以后，先在哈尔滨待命，不久就会有人去找你们接头。”杜曼宁说完将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交给他。
“记住上面的号码，当另一个人拿一张号码相邻的美钞时，他就是你们的联络员。”杜曼宁晃了晃手中的美元，“要绝对相信此人！”
王方收好美元，向杜曼宁敬了一个军礼。
迎着刺骨的寒风，王方和两名同志踏上了返回东北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快车。
一星期以后，王方等人仍旧从扎赉诺尔越境，回到了北满。
尽管预备学校是很隐蔽的，但仍被经验丰富的张逸仙发觉了。一天，他悄悄对杨奠坤说：“你知道么，在咱们附近还有一所情报学校。”
杨奠坤吃惊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张逸仙告诉他：“有一次上爆破课，我看见从东面树林的别墅出了一群穿便服的中国人。”
4月，紧张的学习生活结束了。学校举行了一个毕业仪式，杀了一头猪聚餐。第三期学员用苏、中、蒙三国文字写了一条大幅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餐厅装饰起来，佳肴摆了一桌子。下午四点，几位情报部的同志来了，他们簇拥着身穿便服的别尔津，来到席间就坐。别尔津坐在主位上，首先讲话。
别尔津用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说道：“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结束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就要回到各自的祖国，战斗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前沿。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危险越来越近。到那时，你们将发挥你们的作用，你们所学的所有内容都会派上用场。实践将会证明，你们是革命队伍中的精英。”
别尔津的讲话赢得了学员热烈的掌声。
张逸仙代表学员讲话，他用纯熟的俄语庄严地说：“我们在这里接受特殊的培训，为的是更好地打击敌人。面对领导和关心我们的同志们，我代表全体学员只想说一句话，那就是：一切要用行动来表现，我们愿以将来的努力代替一切语言的表白！”
最后，别尔津同志和大家碰杯共进午宴。到了傍晚，大家酒醉饭饱，一齐唱起“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第二天，蒙古同志都回国了。第三期学员的六位中国同志，写了一份工作“誓愿书”，表明自己的决心。其中大意有三点：
1、我们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工作。
2、绝对服从命令遵守纪律。
3、无论遭受任何危险，也不说出组织秘密。
誓愿书交给缪勒尔后便没了动静，主管学员派遣分配的杜曼宁将军也没有来找他们。
大家开始焦虑不安，只有杨奠坤一个人很沉住气，他知道他们将干什么。
三天后，杨奠坤被别尔津召见。
别尔津还是像以往那样走到他的面前，双手搭在他的肩上向后一仰，盯着他的脸。
“瞧，你多么年轻，未来的世界是你们的。我老了，有些事可能无法完成，就靠你们了。”
杨奠坤能感觉到别尔津有些伤感，但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别尔津同志，我就要回国了，请您指示。” 杨奠坤站在那里，平静地注视着他所尊敬、爱戴的首长和老师。
别尔津从保险柜里取出两张五元的美钞，把其中一张递给杨奠坤，说：“这不是你的经费，这是联络暗号。你回国后，有人会跟你接头，你会拿到另一张做交换，要记住这两张钞票的号码。你可以像信任我一样信任他。要坚信他是我派去的可靠人。”
杨奠坤接过钞票并熟记了号码。然后他问道：“戈比旦行动何时实施？”
“到时你会知道的。”别尔津平静地说。
临出发前一天，缪勒尔和杜曼宁来看望三期的中国学员，大家在室内合影留念。
然后，杜曼宁把大家分别叫到楼上，很详细地作了一次登记。
六名中国学员分成两组，杨奠坤带一组先出发，张逸仙带一组六小时以后出发。
校内的工作人员，高喊着“努力”将他们送出了学校大门。缪勒尔和鲁迪分别送他们去车站。当送到张逸仙时，缪勒尔送给他八盒香烟。当然，这不是普通的香烟，而是八盒“黑索今”炸药。鲁迪拉着张逸仙的手说：“古斯达夫，我的好朋友，让我们共同努力吧！将来你在下面‘澎’（爆破），我在上面‘澎’（投弹），一起消灭敌人。”
张逸仙和鲁迪紧紧拥抱。
在悲壮的告别声中，大家登上了东去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
鲁迪·缪勒尔，飞行学校毕业后参加了西班牙战争。1938年，鲁迪化名王有生参加苏联援华志愿军，来中国对日作战，驾驶着“伊一96”歼击机浴血奋战，在武汉保卫战中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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