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王耀南来信，要陈冰岩到上海去接头，指定他住在上海法大马路的一个旅馆里，王耀南如约到那里找他，两人接上头。
王耀南说：“现在国际形势很紧张，日苏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上级要求你随时待命。”停了停他又问，“助手找的怎么样了？”
陈冰岩立刻将邓云程的情况介绍了一下。
王耀南说：“我立刻向上级汇报，是否吸收邓云程参加工作由上级决定。”
“缪勒尔校长怎么样，”陈冰岩关切地问，“他还在中国吗？”
“现在他到了日本，去了解日本军国主义准备进攻苏联的动态。”王耀南道：“缪勒尔校长还非常关心中国红军的近况，说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后，共产国际一直不知道确切的情况，所以就派我到了西安，去了解情况。”
“怎么样，有红军的消息吗？”陈冰岩关切问。
王耀南点了点头，“不容易呀，中国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到达了陕北，并打了几个胜仗，总算站稳脚跟了。”
“在陕北，这不是离我们这里不远嘛！”陈冰岩忽然冒出一个想了很久的念头，“你能不能跟上级请示一下，派我到中国红军那里工作？”
王耀南用疑惑的目光打量他一下。“你糊涂了吗？我们组织与中共党组织没有联系，怎么能派你去陕北那里工作？”
“那，那我脱离国际组织，重新回到中共组织中工作，总可以了吧！”陈冰岩急切地盼望能在中共的领导下，冲上抗日的第一线。
王耀南摇了摇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组织不会同意你的要求。我希望你安心国际工作，争取最好的成绩。”
陈冰岩从上海回到北平后，邓云程也从阿城回来了。他告诉陈冰岩阿城有两个同乡在北平，一个叫王殿恩，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习，一个叫马庆平（又名马青山），在北平从事教育工作。这两个人都和他家有亲戚关系。问可不可以发展他们参入组织。陈冰岩考虑到国际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让他先考察一番，摸摸他们的政治态度，然后再定参加国际情报组织的事。
不久，邓云程告诉陈冰岩，那两个亲戚尽管不反对革命，但却不愿意参加抗日救亡的实践活动。陈冰岩便打消了发展他们的念头。
4月，王耀南由上海来北平，到公寓找陈冰岩。他们一同去中南海公园，在那里王耀南向陈冰岩传达了上级的指示。
王耀南说：“你要开始行动，上级指示要你去东北试验一下所学的军事技术的效果，烧一个日军仓库或炸毁一个军事目标。地点嘛，在奉天或是敦化都可以。”
“完成任务我决不含糊，”陈冰岩说道：“可奉天我没有熟人，开展工作困难一些。”
“组织上已准备了一个关系，掩护你在奉天的活动，”王耀南胸有成竹地说，“接头地点是在地方法院告示牌前，你穿风衣，围白围脖，手拿《奉天日报》，装作看告示，有个穿青色制服的人找你……”
最后，王耀南告诉陈冰岩，完成任务后，要把工作结果告诉他，信由东北大学姚石君（姚文芳）转。他们谈完以后，他说要给邓云程一个临时任务，他要和邓云程单独谈。后来邓云程告诉陈冰岩，他也要去东北，今晚就走。陈问他是什么任务。邓说王耀南不让泄露，这是秘密工作纪律。
邓云程果然当天晚上就启程了。陈冰岩第二天晚上才走，路过山海关时伪满警察和日本宪兵上车检查，有“入国证”的允许通过，没有“入国证”的下车检查。陈冰岩不想下车，挨了日本宪兵一个耳光。 下车后，把他们集中到大东公司院内，在那里有两个伪满警察（穿便衣）逐个盘问、审查，然后发给“入国证”。一直从早晨折腾到黄昏，陈冰岩才重新登上火车。到奉天后，陈冰岩住在离车站不远的一个旅馆内，天黑的时候，警察来查房，盘问的内容除姓名、年龄、籍贯、职业外，还问他来奉天干什么？陈冰岩说是回家结婚，路过奉天，想买些土特产和结婚用品，顺便看望一个十多年未见面的亲戚。警察检查了他的行李，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以后，警察每天晚上都来查房，对从关里来的人查得格外严格。陈冰岩那时只有二十岁，比较年轻，又是学生身份，警察不太注意。
陈冰岩按着约定去接头地点，连去三次都没有碰到王耀南说的那个人。他很着急，不知道那个人出了什么问题。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三天接不上头，应立即撤离接头地域。第四天，陈冰岩买了一张去吉林的车票，打算找三师的同学于化江，想通过他在敦化找个社会关系，在敦化开展工作。于是，他给于化江写了一封信，说他最近由北平来此，想去吉林看他，叫他不要外出，在学校等他。将信发出后，陈冰岩拎着行李去了火车站。由于有一段铁路被义勇军破坏，吉林的火车晚点近二小时。陈冰岩无事可做，突然冒出个奇怪的念头：何不再去接头地点看看，万一……于是，他将行李寄存车站，飞快地向地方法院跑去。
来到地方法院的告示牌前，陈冰岩依旧是灰风衣、白围巾、手拿报纸，在那里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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