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不懂得理想的崇高，又怎能阐释得出牺牲的真谛呢？
6月9日，总部机关突围了，但仍然有许多人被困在了包围圈里。
快速纵队抓到了一千多名筋疲力尽的被围困者，从中甄别出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区长和民兵“爆破大王”等共产党干部，并随即就把他们移交给了保安团（7月2日，国民党费县县长杨均亚将其中的210名党员干部活埋杀害了）。
伞兵之所以迅速移交手里的战俘，是因为他们又接到了新的命令。
六月，正是夏麦成熟的季节，国军对鲁南的清剿虽然全面告捷，但由于没有建立起组织机构，一时半会的还无法进行征粮。而这时候，全国各地的“反饥饿”运动正整得政府焦头烂额，因此，南京方面就把希望寄托在了苏北和苏中，指望着用“恢复区”的麦子给城市救急。
苏北和苏中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这时虽然被国军占领了，但共产党的政权仍然在坚持活动，从解放区失陷之日起，淮海区党委就发动群众进行“反征兵、反纳税、反交粮”斗争，进入麦收季节后，又组织民兵武装开展“保麦运动”，使得国民党的征粮计划无法落实[奇+书+网]。因此，当鲁南清剿告一段落，徐州总部就立即调遣快速纵队赶赴苏北各地“武装护粮”，为地方保安团撑腰打气。
特务队和二大队被分派到了苏北的东海县。
东海县毗邻连云港，在陇海铁路的边上，这里的国民党保安团队有两股势力，一部分属于“还乡团”，他们缺乏训练，只会打人不会打仗；另一部分是原新四军独立旅三团的旧部，虽然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军心涣散、与国军部队貌合神离。
“独三团”的团长刘庆余（刘福龙）原先是青帮出身的土匪，历史上有血债，后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参加了新四军。1946年，刘部到潼山根据地休整期间，潼山的几十位苦主向人民政府告状、揭发刘庆余曾经杀害过无辜百姓，县委一调查，情况属实，当即就召开公审大会、把刘团长和几个部下都枪毙了。这个举措当然是为受害群众报仇雪恨、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同时也让许多“有案底”的人慌了神，于是他们就拖枪叛变、投奔了保安团。这批当过新四军的国民党保丁与其他国军有隔阂、与“还乡团”也格格不入，所以打起仗来总是患得患失、心不在焉，起不了多大作用。
六月初，东海县保安团组织了十一支征粮队、还设置了七个“麦场”，但他们一下乡就被民兵游击队打了个落花流水，结果损失了一百多号人马只收来四斗麦子，把第八行政区的夏鼎文专员气得不行。夏专员是东海县人，还是位国大代表，家乡的征麦情况关系到他的政绩声誉，看到保安团不顶用，他就请整编第28师（李良荣部）的国军帮忙“护粮”。整28师派来一个团（52旅155团），到东海的第二天就被打死了一个营长，立刻就吓得缩在县城不敢出门了，夏专员没有办法，只好再向徐州要求增兵，这才把伞兵部队调到了东海县。
快速纵队是国军精锐，蔡智诚他们刚刚在鲁南打了大胜仗，趾高气扬，根本没把“土八路”游击队放在眼里。一到驻地，军官们就催着问“什么地方需要护粮？”，保安团说，东北方向的游击队比较活跃，如果先把那边的麦子收回来，更能够打击共产党的士气——那好吧，部队就往东海县的东部开去。
几十辆卡车载着六个伞兵队，车队后面还跟着保安团、复仇团以及国民党的区长乡长们，马车、骡子车排了一长串，踏得马路上尘飞土起，真是浩浩荡荡、威风十足。
行进途中，蔡智诚发现路边的麦子已经被收割了一半，就问那是什么人干的，保安团回答说： “还有谁？土八路呗，他们出来转一圈，大片的麦子就不见了”。
第二天，队伍来到苏鲁交界处的青湖和沙河，放眼四周，庄稼地里空荡荡的，一颗麦穗也见不到。复仇团的一帮乡绅地主绝望地坐在田埂上哭嚎：“我的麦子吔，我的果园吔，我的房子吔……”
于是，保安团就冲进各个村庄，翻箱倒柜、掘地刨坑，抓人、搜粮食。
实际上，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对抗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已经颁布了《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明确规定“经非法分配的农地，一律由县政府征收，然后再放领给佃农”，并要求“地主不得对土地使用者采取报复行为，不得籍口收回土地”，这个《办法》的目的是维持解放区的土改结果、不影响农民在中共统治下的既得利益，并以此与共产党争夺民心——但事实上，这个政策根本就行不通。
共产党是通过“直接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而国民党则恰恰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通过中间层、也就是通过代表地主利益的地方官吏去实施土地改革，这就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因为，依靠“既得利益群体”对权利集团自身实施改革，无论规划多么完善、口号多么动听，都不会有本质性的效果。
一旦国民党政府恢复了对绥靖区的统治，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还乡团”和“复仇团”的凶残暴行。地主武装肆意追讨财产、疯狂杀戮民众，官员则听之任之、军队则助纣为虐，国民党政府的《土地办法》最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除了加深民众的仇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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