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帮人物，看上去还是挺猛的
华野1纵和4纵的“非战斗性减员”究竟包括了多少逃兵，马甲我没有确切的数据。但根据蔡智诚的回忆，仅由直属队（特务队和侦察队）收容的原74军官兵就超过了四百人，这些脱逃人员大都被送往徐州、编入了重新组建的整74师——但也有例外，比如蔡智诚的贵州老乡就被留下来当了伞兵。
刚开始，参一官（主管人事的参谋）还有点不大同意，因为按照规矩，伞兵缺员只能从补充团里调拨，各战斗队是不许自行招人的，而且，这个罗华也不会跳伞，不符合伞兵的标准。可蔡智诚却表示：“不会跳伞可以学，容易得很。打仗的本事是阎王爷教会的，一时半会地学不成”，游乐智队长也说：“如果你们参谋处能给我几个42年的兵，我就不找你的麻烦”。
那个参一官犹豫了好半天，最后总算答应了。于是乎，罗华就成了特务队三分队的军士长。
可是，这位新来的部队上士刚上任就提出一个要求：遇到华野1纵1师的时候，他只参战、不打枪。理由是“人家饶了我一命，我也要放人家一马”——还真有点关云长的味道。
不打枪就不打枪，蔡智诚挺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候，国军五个整编师已经汇聚鲁南、对叶陶兵团展开了围攻。
徐州总部给华野1纵起的代号是“西瓜”、把4纵叫做“面包”，反正都是嘴边的美食——所以，吃几块“西瓜”，简单得很，不劳罗上士动手也没有多大问题。
孟良崮战役期间，华野1纵1师的损失很大（据《叶飞回忆录》叙述，在天马山阻击战最危急的时刻，1师师长廖政国的身边只剩下了几个警卫员），所以，战斗结束后，1师补充的俘虏兵最多。
可是，5月份吸纳的俘虏多、7月份逃跑的也就越多。以罗华所在的1团1营3连4班为例，全班8个人、有6个来自74师，简直快变成国军部队了，结果，一不留神就跑得只剩下班长和副班长。而那个倒霉的光杆班长是谁呢？是“华东一级战斗英雄”、“三级人民英雄”、“全国战斗英雄”、志愿军“特级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杨根思。
说起来，连这么优秀的班长都挡不住罗华开小差，这家伙也确实够资格当伞兵的军士长了。
“解放战士”之所以逃跑，首要的原因当然是他们接触革命军队的时间短，受到的思想教育不够、政治觉悟不高；其次也是由于“七月分兵”以后战事频繁、战场条件恶劣，在撤退的环境下，部队的管理出现了混乱；而另外还有一个缘故，则在于国共双方“土地改革”的差异。
了解现代史的朋友大都知道国民党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也都知道那是50年代国民党政权在台湾期间搞的把戏。但实际上，早在1947年，国民政府就已经出台了《授田法草案》和《“剿匪”区内屯田条例》，声称要把“匪区内的荒地”分给国军士兵——从概念上讲，这些“荒地”是指解放区里的“无主田地”，总面积有多少？不知道，反正它们都在共产党手里——长官们鼓吹“打完仗后享清福，一手领钱（遣散费）一手分田”，哄得当兵的兴高采烈，满心希望着冲进解放区去当地主。
冲来冲去、冲到孟良崮，双手一举，地主没当成、先当了“解放战士”，罗华他们也总算瞧见了解放区的土地。可看见归看见，却没有他们的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只分田给贫苦百姓、不分给当兵的——罗华问领导：“什么时候分地给我们？”，指导员笑盈盈地回答：“等解放你们家乡的时候就有了”。几个贵州人掐指一算，这里距离西南老家还隔着十万八千里，轮到自己分田不知还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不如就近开溜、回国军那边混一混来得更快当一些……于是就开路逃跑了。
虽然只当了两个月的共军，可罗华掌握的情况却不少，分析起政策来也是头头是道：“共产党的土改对我不合适。他们那边分了地，只许种、不许卖，实在不方便”——这家伙原本是内河上的船工、根本就不会种地，他“授田”的目的无非是想弄点本钱做买卖，要是让他拿锄头当农民，他才不干呢。
47年7月24日，快速纵队收复峄县，罗华也在这里穿上了伞兵的制服。
收复峄县其实很容易，因为县城里仅仅驻扎了解放军的粮秣站和宣传队，国军一到就全跑光了，只在街道的墙壁上留下了许多标语口号。
那些日子，叶陶兵团主力基本上不大敢接近城镇或者主要交通线，总是在峄县（枣庄）以北、滕县以东、费县以西的“滕费边”地区游弋。说起来，这“滕费边”原本是抗日老根据地，共产党政权的时间很长（抗战时期曾经叫“双山县”，后来为了纪念八师师长王麓水，又改名为“麓水县”），所以，解放军在这一带运动也应该属于“内线作战”才对。可是，6月份，根据地的干部骨干和积极分子几乎全部参加“六、九大突围”、跑到滨海区去了，弄得地方组织分崩离析，当地老百姓也有些恼恨八路军丢下他们不管，结果，第1、4纵队在老区活动，既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补充，“内线”条件就变成了“外线”，根本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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