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回忆可知，蒋经国无论为官还是处理家事，性格都是十分敦厚的，不是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的那种人，也不是斤斤计较，动辄与人结怨的那种人。可是，惟独在对待蒋纬国的态度上，他却时时表现得胸襟狭小，不肯丝毫客让宽忍。究其原因，多半是年轻时老蒋夫妇尤其是宋美龄对蒋纬国的偏爱种下的祸根，这祸根酿致了日后的兄弟之间的猜疑、妒嫉，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情结”。在这种特殊情结的支配下，蒋经国逐渐养成了下意识的思维习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旁人身上，他可以容忍，甚至可以借此表现自己的大度；而发生在蒋纬国身上，就一定要斤斤计较，要给予回击，绝不肯放过。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作为“台岛第一家”，的蒋氏家族，同样也难逃俗务的缠磨，在“军国大事”的幌子下，演出了一场场家庭闹剧。
4．“义结金兰”--蒋介石和他的把兄弟们
蒋介石出生和成长的时期，正虽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历时两干余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正走向没落和瓦解，列强的大炮已经把封闭的中国大门轰开了很大的缝隙。帝国主义以其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人侵，正在使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逐步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社会。但是，虽然如此，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仍然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出生在浙东山村小镇盐商之家的蒋介石，自幼受到小生产者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的熏陶，接受的还是传统的儒家学说--旧的伦理纲常、旧的道德规范。传统的文化和传统的习俗，使蒋介石奉“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为金科玉律。中国民间素来盛行“兄弟结义”，浙东一带民风缥悍，此风尤盛。在大背景的熏陶和小环境的影响下，蒋介石也笃信这一套，认为好朋友之间就应当金兰结盟。成为异姓兄弟，交友之道舍此无他。因此，蒋介石一生当中，从离家求学到投身军伍直至后来执掌中国政治权柄，曾先后结交了几十位“盟兄弟”，其数量之多，为近现代“大人物”中所鲜见。
蒋介石之与朋友结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意图和选择标准。在家乡及奉化县城求学期间，他曾先后两次在同学中挑选情投意合的伙伴，结拜“十兄弟”。在奉化上学时，他在同学们当中有“红脸将军”之称，可知他那时还是比较重情义，讲义气的。
东渡日本留学时期，他结识的陈其美，从此追随陈其美参加革命，在辛亥革命中成为陈其美的得力部下。因为当时政党派系林立，同盟会内部也有不少分支派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深感只是同盟会的“同志”已经远远不够了，于是先后同陈其美、黄郭、张群等人焚香换帖，义结金兰。那时候，陈其美是沪军都督，黄都是沪军的师长，而蒋介石只是一个团长，他与陈、黄二人结为兄弟，自然于情义之外是另有所图的了。
陈其美遇害后，蒋介石顿失靠山，决心再找一些为孙中山所倚重的人结为金兰之盟，以图功名。当时，在中华革命党中担任财政部长的张静江和担任军事部长的许崇智成为蒋介石结盟的首选人物，几次奔走，总算如愿以偿。如同结交了陈其美之后被引荐给孙中山并得到赏识一样，蒋介石与张静江和许崇智义结金兰之后，得到了张、许二人的大力提携，进而更得到孙中山先生的青睐和重用。这一时期，他还先后与孙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邵元冲、大元帅府秘书长戴传贤、粤军将领吴忠信等人结为义兄义弟，其借力攀援的用心是十分明显的。
在挥师北伐、底定中原的过程中，蒋介石军权在握，迅速崛起，严然成为国民党内部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虽然如此，但他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国内各派军阀和国民党内的各派政治力量中，反对他的人也不少。因此，他更需要以结拜盟见义弟的方式笼络人心，寻求支持。在此期间，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等人结为兄弟。
此后，蒋介石通过种种军事和政治手段，终于执掌了民国大权。但是，国内反对他的政治势力和军事集团仍然大有人在，蒋介石在进行金钱收买、高官引诱和军事讨伐的同时，也不忘使用他的老法宝--结拜。他以这种手法收服了不少地方军事将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被他长期软禁的东北军主帅张学良。
蒋介石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人义结金兰，所为不是一个“情”字，而是为了一个目的--谋政。因此，在暂时利益的驱使下，蒋介石无论与谁结义，都是指天盟誓，好话说尽，一旦时过境迁，往往就把当初的誓言置诸脑后，与义兄盟弟反目成仇，或是忘恩负义、兵戎相见，情绝义断，视同路人。
蒋介石是一代条雄，是大独裁者。他从一个小盐商的儿子爬上中华民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除了时代环境的因素和个人才具（谁也不能说蒋介石是个毫无才具的庸人）之外，他成功的很大因素乃得益于他的擅长结纳朋友和利用朋友。凭借着不同时期“金兰盟友”的兄弟之助，蒋介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中下级军官逐渐升迁，最后攫权夺势，爬上了旧中国最高统治者的高位。靠了他的“兄弟伙”，他在中国大陆统治了20多年，靠了权术和“平衡术”，他使蒋家天下得以在台湾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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