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蒋介石已连任了一届，再连任将有违背“宪法”的嫌疑。蒋则立即声称：‘宪法’不能修改，我要把它完整地带回大陆去。”如不修“宪”，蒋介石又怎能当选连任呢？于是想出了一个妙招：修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动员勘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样一改，既做到不修“宪”，又使蒋连任不“违宪”，而且还可做终身“总统”。
1960年2月20日，一届三次“国民大会”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3月21日，又轮到“万年国代”们费点小神的时候了--到投票厅去履行一下手续。蒋介石在1509票中以1481票的高票数当选第三任“总统”。22日，陈诚在1509票中得1381票当选“副总统”。蒋介石连选连任，终于算是坐稳了终身“总统”的位子。
蒋介石坐稳了“总统”宝座，接下来考虑的就是让蒋经国准备接班的问题了。为了保证儿子能够顺利地继承“大统”，蒋介石逃到台湾后，立即开始排挤元老重臣，为儿子接班辅平道路。如排挤吴国桢一事便是典型例证。
吴国桢是湖北人，生于1903年。他早年考入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饱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熏陶，后获普林斯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吴国桢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和上海市长等要职，是蒋家王朝中红得发紫的人物。
蒋介石之所以器重吴国侦，固然是由于吴毕业于美国，与美国政界有相当的联系，同时也因为他从不结党营私，对蒋介石绝对忠诚。吴国桢做外交部次长时的部下何凤山回忆说：
“吴国桢到外交部上任（194年）时，仅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个星期之后，打发他走了，并且说：‘我来做次长，已经是半路出家，破坏了外交部的系统与组织，我不能再从外边擅自带人进来，加深我的歉疚’。所以几年下来，他没有用一个私人，极端尊重外交部的良好传统。年轻的进来大多为高考出身，由外交部举行特种考试派员监督，考取人员所取得资格与高考资格相等。”
吴国桢不仅不结党营私，而且非常崇尚资产阶级作风，办事特别讲求效率，令出必行。由于他强调法治，在上海市长任内就有“民主先生”之称。他个人能力极强，能为蒋独挡一面，自然也有高傲的一面。曾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后来回忆说：
“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英语，十足一般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上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以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闲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观皮相的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
1949年12月15日，尚未复“总统”职的蒋介石便以台岛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对此，吴氏大惑不解。因为陈诚掌管台湾省市的大印不足一年，没有功劳亦有苦劳，且在吴上任省主席位不久前，陈诚曾约谈吴氏，邀吴屈就台湾省主席秘书长一职，遭吴婉谢。吴对蒋说：“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蒋则毫不隐讳地回答：“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
由于一切以争取美援为中心，故而有“民主先生”之称的吴国侦，当然成为台湾省主席的“最佳”人选。
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职的第3个月，蒋介石宣布复“总统”职，同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吴国桢认为：陈诚“为了他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我，一直耿耿于怀，老是卡着我，所以我向蒋先生报告，请求辞职”。蒋对吴的辞职不予批准，并对吴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
听了蒋的发誓后，吴飘飘然了。他又认为，“钧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吴国桢既然如此受宠，为何又遭蒋介石的排斥呢？据吴国桢自己称：是蒋先生为了经国的缘故。这的确是吴氏被逐原因之一。
吴国帧与蒋经国的矛盾始自上海。当然，吴氏与小蒋之间完全不同的背景、思想与训练，也是使双方裂痕扩大的原因。
早在1948年8月，蒋经国奉父命以督导员身份赴上海“打老虎”。当时经国手持尚方宝剑，雄心勃勃，想在上海一显身手。他当时手法严峻而急切，但效果不佳，演变成“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局面。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除了不同意蒋经国的做法之外，市长权力被架空，也使吴颇为不悦。蒋经国与吴的矛盾就此发端。
蒋氏父子退守台湾后，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再也不能丢失台湾，否则死无葬身之处。故此，蒋经国又奉父命独揽了整个台湾岛的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大权。蒋经国就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虽然职位不很高，但这只是蒋在台面上的官衔而已，他可以在“总统府资料组”中发号施令。只要戴上红帽子，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躲在幕后行使“法律”以外的特权，指挥手下狠狠打击异已和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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