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些还都是朦朦胧胧的话，那么海运的蓬勃发展则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利用战争大发其财，因为近水楼台的缘故，远在浙东和福建一代地工、商实力不可能具有江南那么便利的地缘优势，纷纷寻求往外发展。
这些沿海地区早就有做“外贸”地经验和历史，在不能分到足够的战争红利地时候，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海外。
船队、贸易等等这些很寻常的事务，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蓬勃发展起来。这里头没有什么远大而有明确地目标，完全就是金钱的驱使。
可也正是这种对金钱赤裸裸的追逐，让沿海一带曾经繁荣过的海外贸易再次繁荣起来。在明末这个白银打量外流的时代，海量的金银居然出现了大规模的回流。
一支又一支船队扬帆而去，带回打量的财富，制造了一批又一批富商大豪。如果是这些都是能看见的东西，那么对人们心中固有观念的改变则是潜移默化的。
很多形而上的思想开始露出繁盛的苗头，在世人膜拜了千年的儒学面前，在理学面前，一种近乎于心学的东西正逐渐崭露头角。
冲破条条框框的舒服，追究人之本性，向往更大的自由和自主，这一切遥不可及想
到的东西虽然还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形成颠覆性的思;出来一点儿苗头。
这些沿海地区，本就是东林复社的根据地，这些人本就对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十分不满。尤其是得到商人阶层的支持之后，更是打大肆批判学官们。
要说别的本事，东林还真没有保留下多少，可要是说起批判来，这个天底下就没有人能和他们比肩。明里暗里和老成持重的学官们作对，其本质是为了限制学官们的权限，为的是能够让自己取而代之。就是在这种近乎赤裸的争权夺利之中，对转职（谐音）和集权的冲击也在酝酿之中了。
在高层方面，以学官们为代表的实力极力促成江南的民本发展，在整个下层，疯狂的追逐财富已经成为一种思想。在这个大环境下，打鞑子这种已经到了尾声地大业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
上下两层都有意无意的把这件事情忘记的时候，只有东林人还在声嘶力竭的大喊着“决战”。
虽然已经是应者寥寥，可东林人不得不喊，他们要是再不这么叫喊的话，可就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了。
在鞑子眼看着已经日薄西山的时候，和鞑子决战的口号怎么看也显得有点过时。在这个时候，不得不佩服一下钱谦益钱老大人。
就是这位钱老大人，首次提出大中华的概念，解决了东林人的尴尬境地。
崭新地“华夷之说”不再局限于以前的血缘和生活方式，也不再局限于地缘和思想。在崭新的大中华概念中，首次提到了“文”和“明”的概念。
以文化区分民族，这是一个前人所没有提到过的说法。在钱谦益的学说当中，只要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哪怕你是茹毛饮血地蛮人，也算是大汉民族的一份子。
至于“明”，则被钱谦益曲解的离题万里，在钱老大人笔下，只要敬奉天朝，就可以算是共同的大明子民。
这个大民族的概念在得到了东林人的吹捧之外，几乎无人认同。
这不是瞎扯还是什么？照钱谦益这么说，交趾安南这些小小番邦化外蛮族岂不是也和大明子民一样了？
反正现在是开了文禁言禁的，随便怎么说也不犯法，就由着你钱谦益胡扯去吧。
就是朝廷里的那些学官，也对钱谦益的这种狗屁歪理嗤之以鼻，随他说去吧，反正也是言者无罪嘛。说说也不能当真了……
让所有人都想不到地是，对于钱谦益这个大民族理论大加赞同的居然是天下第一英雄——李四。
忠诚伯远在千里之外，听说了钱谦益这个狗屁不同的歪理之后，不仅表示在赞同，还煞有声势的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亲自撰文弥补其中缺憾。
在李四的笔下，大中华理论进一步拓展，“文”“明”的理论也到了一个空前地范畴，忠诚伯真正在钱谦益的基础上把“文”“明”合二为一，称之为“文明”。
这么一来，这种理论反而得到了朝廷的认可。
事情是明白着的，按照钱谦益的理论，只要有“明”概念地都是大明子民，这种胡扯虽然荒谬之极，却从理论上拓展了大明朝的疆土。因为得到了忠诚伯本人地赞同和修订，从理论上讲，只有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是大明朝地治下之。在这种理论上拓展开来，天底下的人还不都是大明朝地子民？
李四比钱谦益本人还清楚这种理论的荒谬，可荒谬归荒谬，虽然是歪到了十万八千里之外，可总算是有了一个大民族的概念，有了一个文明的命题。
这种东西被钱谦益这样的人提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件荒谬到了姥姥家的事情，真他娘是在开玩笑。
文明的明和大明朝的明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李四比谁都清楚钱谦益这个理论的破绽百出，之所以明锣明鼓的赞同甚至支持钱谦益，纯粹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
赴死军的使命是拓展这个民族的生存空间，为这个民族找到一条出路。
在李四的极权构想当中，不管什么样的文化还是什么样的民族，在赴死军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就是纳入中华民族之内，被中华民族同化，成为这个民族的一部分。其二就是战争，无休止的战争，直到赴死军和敌人之间有任何一方彻底灭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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